[投稿]《春节零距离调查河南癌症村》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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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 言:感受新年的死亡 ……………………………2

  第一部分:挣扎中的黄孟营 ……………………………3

  第二部分:活在孟寨 ……………………………………9

  第三部分:与癌症村一路走来的民间环保卫士 ………14

  第四部分:被遗忘的人性关怀 …………………………19

  第五部分:采访日记摘录 ………………………………29

   豫东平原,本是一块肥沃的土地。这里曾经孕育了多少中华儿女,然而今天,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却饱受沧桑。穷苦病痛像魔鬼一样无情地侵蚀着他们。

   平时,当其他地区的人们正在安全生产、快乐生活的时候,这里的村民却在经受病痛的折磨;春节,当其他地区的人们正在团圆聚会、合家欢乐的时候,这里的村民却在面临着生死离别……这就是河南沈丘癌症村村民的生存现状。

   殊不知,导致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水,源于河流,源于淮河的污染。

   2005年春节,本刊记者陈栋、张桂芳、邹伟、沈明涛用6天时间(腊月二十六至大年初二)零距离调查河南沈丘癌症村。他们用睿智的双眼和坚毅的笔杆如实地记录着一个个村民,同时也沉重地记录着一个个不平凡的命运。让我们一同走近河流,走进村庄,走进癌症村村民的生活,一同关注这些弱势群体的命运……

  前言

  感受新年的死亡

  木 东

   新年本是一个欢乐的时节,但在一些地方,死亡却成了节日的“礼品”。

   春节期间,我们走进河南沈丘“癌症村”,做采访调查。当看到癌症村村民的穷苦病痛时,我们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了人世间的穷苦病痛,也深刻地认识到了健康与幸福的价值和意义。

   在新年到来的日子里,死亡的阴影再次覆盖癌症村,那些被遗忘的惨烈和破碎再一次全面地翻涌起来,如同永远不醒的梦魇。37岁的杜文海因患肝癌在腊月二十八去世,34岁的孔贺勤因患直肠癌靠挂粪袋维持生命,4岁的张新宇因患白血病辗转多家医院接受化疗……直到如今,一张张可怜的面孔在我的脑海里飘忽不定。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死亡对癌症村的村民而言已成了一种习惯。一个月死四个,一个星期去世三个,在他们那里都算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怕的是,这种死亡之后给活着的人的恐惧是可想而知的。人们都在担心,死亡可能在不经意间会降落到他的家庭或他本人身上。

   看着这些村民正无辜、无奈、无助的咽着环境污染种下的苦果,却无门申诉,作为大学生,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悲愤。作为时代青年,我们应当多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弱势群体的命运,做有责任感的年轻人。于是,我们有了这次“春节调查癌症村”的行动。

   从一定程度上讲,社会的责任就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显然也是每一个青年学生的责任。为此,我们希望癌症村的生存现状调查,能够唤起社会及更多人的关注,帮助那些穷苦的村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更深刻地认识到生命的宝贵,以唤起人们对生命的珍视,对环保的重视。

   多少年来,我们的民族都以“仁爱”“礼义”著称于世,让国人引以为自豪。社会发展了,物质丰富了,生活提高了,然而很多时候,我们民族的“人性化”理念却在“与时相背”,有的地方在疲软,有的地方在滑坡,有的地方在扭曲,有的地方甚至泯灭。这些难道不值得每一个国人去反思吗?

   新年遭遇死亡或许比正常死亡本身更痛苦。其实谁都知道,新年的死亡是逼不得已,是无辜、无奈、无助的集中体现。但这却在癌症村里一次次地重演。

   一个个死亡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我们必须要追问:谁该为一个群体的非正常死亡负责?谁该为一条河的非正常死亡负责?谁又该为民意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如果说,能否让非正常死亡在新年里消失是衡量一个公民社会公民化程度的重要标志,那么关注人生、关怀生命、关心人性是实现公民化社会的基石。只有当生命得到尊重,当人性得到体恤时,社会公平才能得到实现,公民文明才能得到彰显。

   理想结合共同体是实现自我超越的平台。在抗争死亡的过程中,癌症村的广大村民应该很好地联合起来,在广大民众和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下,彻底揭露和抵抗官商勾结的小利益共同体,坚决反对和打击那些漠视生命、漠视人性的不法群体。

   人性关怀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当人性之光正慢慢地普照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时,癌症村村民的所见到的光芒却十分微弱。我们希望这个光芒能够来得更炫耀一些!

   不管未来社会如何变迁,河南癌症村村民的生活仍需要延续,但我们希望村民生活的延续不再是贫病交加,不再是垂死挣扎,不再是孤立无助。

   作为公民,我们向在新年里死去的同胞致哀,向在新年里默默关注贫困、关心环保、关爱生命的公民致敬!

  第一部分:挣扎中的黄孟营

  华中科技大学《青年时代》记者 沈明涛 发自河南沈丘

  黄孟营,河南省东部曾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在农历2004年的最后一场大雪的覆盖下静悄悄的横卧在辽阔的豫东平原。

  春节期间,记者探访了这个以“死人”闻名的村子。据媒体报道的粗略统计,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庄子十年间因患直肠癌、胃癌、结肠癌等消化道疾病的就死了114人之多。媒体一度冠之以“癌症村”进行报道。它成为河南省境内继“艾滋病村”上蔡县文楼村后第二个恐怖村。因为癌症,这个边远落后的村庄却受到了国内外多家媒体的广泛关注。

  黄孟营:在媒体的关注下悄悄变化

  腊月二十九,在连续两天的大雪之后,天空飘着小雨,雨滴在落在地上时就结成了冰,凝固在地上已经被冰冻的积雪上。当地人说这种“冻雨”天气十年来还是头一回。

  行政隶属于沈丘县周营乡的黄孟营村就在河南沈丘至安徽界首的省道旁,它距界首只有40千米。村子与这条省道由一座石头桥相连,石头桥下是几近干枯的沙颖河干渠,干渠内有几湍黑色的冰。沙颖河是淮河的主干流,这条干渠就是1950年代响应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号召而修建的水利工程系统之一。村子里老人们曾引以为豪的东西——他们修建、挖掘的两条干渠和十三口坑塘——目前已被确认正是它们将沙颖河的“毒水”引过来带给村民不可扭转的生态灾难。桥的对面是一纵一横两条用红砖整整齐齐铺成的宽约两米的村主干道。路面盖着冰冻的白皑皑的积雪,晶莹剔透的路面十分光滑,不时有小心翼翼的过往村民摔倒。

  在主干道的两旁,或者说站在路上目光所能到达的村民房舍的墙上,都刷上高约一米五的白石灰,并加以蓝色边框,暗红色的标语在白底蓝框的衬映下更加显目。这些标语有“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改革殡葬制度,节约土地资源”,有“房前屋后种果树,家家都有摇钱树”、“利用庭院空闲地,养殖种菜奔小康”、“养鸡又养鸭,家家有钱花;养猪又养牛,花钱不用愁”,还有“讲究卫生,预防疾病”、“有病早治,以防为主;无病早防,防治结合”、“社会治安社会治,综合治理综合抓”等。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地方政府的具体发展思路、做法都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挂上了墙。

  为记者领路的一位50多岁的村民指着地下的路和墙上的字说,这都是工作队为迎接河南省里来的领导来看他们村打的深水井而准备的。

  他说的工作队,是县政府在媒体报道了该村情况后,于2004年10月份派驻了一个由16人组成的常驻黄孟营村的帮扶工作队。他们的主要任务不言而喻。不过记者采访时,他们已经放假。而所说的省里领导就是河南省某省长于2004年12月中旬到该村调研,并看望了部分患者。

  那口井位于村子的中央,两条主干道的交汇处。两扇铁门和在建的村委会办公楼把这口井围在院子里。一个高约2米长约4米的油罐状蓄水箱表面写着四个字“无塔供水”,水箱旁边是一间工作机房,机房的墙上挂着两块牌子,其中一块是“黄孟营村安全饮水工程简介”。其中指出“近年来,因沙颖河水污染市地下浅层水水质受到影响,影响了人畜饮水质量”。

  2004年6月,周口市政府决定从市县两级筹措资金90万元打一眼四百米深的水井解决村民饮水问题。该工程在7月1日开工,8月20日竣工。短短五十天便结束二十多年来黄孟营村村民喝“毒水”的历史。竣工后,该村618户人家都免费铺设了自来水管道,全村男女老幼2300多口人喝上了安全清洁的来自地质深层的自来水。这让一街之隔同样深受毒水之害的邻村孟寨村愤愤不平,因为他们村还没有这样一口井,他们巴望着政府,还有媒体的关注。

  水井的旁边是六七间已经砌好了的毛坯平房,这是新建的村委会办公室,也是政府拨款。裸露在外的红砖在一片青色、灰土色的民宅中分外抢眼睛。灰陈低矮的院墙,简陋的门楼,杂乱拥挤的堂屋摆设是这里大多数村民的房舍特点。而村委会是记者在村里见到的唯一在建建筑。

  村委会前面是几个相连的大坑塘,坑塘里的水抽干后,坑塘底的泥土被几台挖掘机、推土机翻起来堆成了路基,还用红砖将这些泥土封起来。据村民讲,这是工作队想的办法,目的是防止有毒物质深层渗透,祸害后人。而有村民说,这样做根本不顶事,有毒物质还是没有消灭,这样搞还浪费国家的钱和他们的劳力。尽管如此,在不远处的另一个坑塘边,挖掘机、推土机依旧停在那里。

  空中纷纷扬扬的雪花代替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村民三三两两地结伴偕老带幼去赶年前周营乡的最后的一个集,或去购置年货或去凑凑热闹。只留下了空荡荡的村子。路上一眼望去看不到一个人的影子,只能偶尔听见几声狗叫的声音。

  村子里一块荒地里高高低低地堆着几个坟,两个大约四、五岁的孩子在坟堆间嬉戏打闹着,玩着滚雪球、打雪仗的游戏。其中一个女孩穿着破旧而厚重的花棉布袄子,明显经过改做的小棉裤上泥迹斑斑,扎成一束的头发脏而凌乱,两只耳朵和小脸蛋都生了冻疮;另一个男孩,崭新整洁的小皮袄、牛仔裤和运动鞋将他胖乎乎的身体包得严严实实。当记者问他们的家在哪里时,男孩用带着手套的手指向了坟堆后面的一幢三间两层的楼房,朱漆刷的门楼上贴着“家和万事兴”的横披。而那个女孩则用通红的小手指向旁边的三间土坯房。

  村外田野上麦地里密密麻麻的坟堆孤零零的矗立在风雪中。有的高达两米,有的还可以清晰地看出新翻的泥土。积雪已经薄薄地将坟覆盖了一层,坟上的几根枯草钻过积雪在寒风中摇晃,底下一片冲出地面的麦苗正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吐着青翠的新绿。

  孔贺勤:为了孩子而活着

  农历2004年大年三十下午两点。

  黄孟营村里一切依旧静悄悄的。

  住在该村“癌症一条街”上左边第二家的孙自得正和他的两个孩子一起贴春联。和往年一样,三副对联、五条横披是他昨天在乡里的集市上买的,用两元五毛钱,不一样的是,“比去年多花了五毛钱”。他没买“身体健康”这副,因为“俺不想让她看了不痛快”。

  孙自得的“她”是孔贺勤,以前有不少记者将她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写成“芹”,她说“俺认识的字不多,管不上他们,随他们咋弄。” 十六年前她嫁到黄孟营村时身体健康,抵抗力好。而自从与丈夫过日子后就一直没离开过药瓶。她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拉肚子,“俺村里人都拉过,吃点药就好,好了不多时又拉”。

  四年前她被确症为直肠癌,“医生说,已经没有治的价值,肚子里有硬块,俺想只有等死了,心里难受,不想给别人讲,讲了别人又帮不上忙,还怕别人看俺家笑话。” 孔贺勤坐在堂屋里靠墙的一张临时搭成的硬板床上苦笑着回忆那时的心情。

  到目前她已经动过四次手术,最后一次医生切除了直肠以下的消化器官,使她丧失了正常的排泄功能,医生在她的腹部安了一根管子接着腰带上挂着的粪袋。这些手术花费了八万多元,其中有六万多是借来的,还拖着没有钱还。

  尽管已经有包括新华社、南方周末、中国环境报等国内外众多知名媒体报道过她的处境,但她和她的家庭的景况并没有多大改观。全家四口人住在只有二十几平方米的青砖房子里,一间堂屋,一间丈夫和两个孩子的睡房,也是他们结婚时的新房,房里除了一个木衣柜和一张床外就只剩下四面清水墙。另一间房堆放些农具和杂物。

  看得出全家为了新年还是有所准备的。院子里的雪已经被清扫,各间屋子收拾得十分干净。堂前的光秃秃的墙上贴着一张只有32开本大小的红色财神相。几张新报纸铺在堂前的条台上,条台上整齐的摆放着一个热水瓶,几个大小高矮不一的药瓶、一只香炉和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两张桌子和三四把小椅子整齐的靠着墙。

  “工作队前两天给俺家送了200块钱和50斤面,说是给俺家过年的,他用这钱割了五斤肉,打了两斤油,买了这对子,还有两顶帽子,算是给孩子添的新衣裳。”孔贺勤介绍他们家的年货。

  “烟?酒?鞭炮?不怕你笑话,自从俺病了以后,家里就没买过一包烟、一壶酒。鞭炮捡最便宜的买,是接年、送年时放。”她指着桌子上两挂500响的鞭炮回答了记者的疑问。

  “今年他去天津几个月,跟着建筑队打小工,挣了几百块钱,全用在看俺这病了,家里的两亩多地上半年收了20袋子小麦,卖了6袋交两孩子的学费,剩下的吃到现在,下半年种的苞谷一共卖了三百多块钱,在家买药零花了。”一整年连亲戚家都没去过的她对家里的情况了如指掌。

  “俺这病死不死活不活的,光靠村里发的药养着,家里的事也做不上,除了一只看家的狗,连一头猪一只鸡都没养,有的记者来,看俺可怜,给俺两三百块钱,俺接了晚上就哭……”说到这里,她强忍住了眼睛里的泪花。

  她手摸着两个虎头虎脑的孩子,精神顿时好了许多,“俺要不是为了这两个孩子,早就死了。俺活一天,孩子放学回家就能叫一声妈,再说孩子都很懂事,志气也大,这奖状都是他们得的。”在她睡的靠墙的一面,五张皱巴巴的奖状整齐的排列在上面。这样可以让她在睡着的时候也能看得见儿子的辉煌。

  十二岁的大儿子孙康康读四年级,小他三岁的孙帅帅读二年级,他们的名字反映了孔贺勤对儿子的微薄期待。这学期两个孩子都因为学费没交而没有拿到期末考试的成绩单。还听说他们就读的学校因为学费拖欠得厉害就要撤了。

  晚上,一家人吃起了团年饭。团年饭就是一顿饺子。孙自得和他的孩子们一共包了70多个。但只煮了40多个,其余的留着孔贺勤深夜饿着的时候吃。四口人端着盛了10多个饺子的大碗坐在堂屋里默默无语的吃着他们农历2004年的最后一顿饭,陪伴他们的是泛着黄光的一盏40瓦的灯泡和正在播放地市新闻的14英寸黑白电视机,声音忽高忽低、图像时而变形。

  刘玉枝:趁活着吃好点,穿好点

  距离孔贺勤家只有50多米的街对面是刘玉枝的家。

  刘玉枝住的比孔贺勤家要简单得多。院子里一条瘦得只剩皮包骨的狗汪汪乱叫,两只小羊闲逛找食,院子的一角有一口9米深的老压水井和一只自来水龙头。其余的地方是杂乱地堆着乱秸秆的垛,发出阵阵臭味。屋子是用土砖砌成的,原本三间房的空间被一道泥墙只分割成了两个部分,堂屋和原本左边的一道墙被一根木柱子代替,它支撑着屋顶的黑黑的看起来有些年头的椽子和檩子,似乎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

  刘玉枝和她的女儿就睡在堂屋的土墙边,墙那边是她丈夫的床。她睡的床也是硬板搭成,床上的褥子和被子是她的嫁妆,原来的颜色已经被常年的污渍褪掉,翻动时散发一种难闻的馊味。在床的对面,铺着一圈干草。干草上是一堆堆的羊粪。

  “俺24岁时嫁到这里,今年已经39了,自六七年前得的这个病到,现在也没查出是什么原因,前年病发得很,弄成现在这个样子。”脸部已经严重变形致使刘玉枝吐词不清,声音含混,语气虚弱。记者经她重复多次才明白。在采访过程中,与她的沟通十分困难。

  她脸上满是红色的丘症状的红点点,眼睛珠子浑浊突出,一条绿色的毛线围巾裹着蓬乱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红棉袄,手中拄着根木棍支撑行走,身体上下部分变形,手指头弯曲不能伸直,髋骨和膝盖骨扭曲,颧骨很高,胳膊和小腿极细, “袜子鞋子自己都穿不上”。衣冠不整,行动艰难。

  “俺前些年到县上去检查了一次,医生也没说是什么原因,以后骨头疼的实在受不了就买点止痛的药,现在吃着村里发的药,感觉好多了。”她拿出一个白色的药瓶,药瓶上写着“植物纤维素”,生产厂家是“湖州健怡植物纤维食品公司”。主要成分是笋根、芦根、白苇根等中药,主要功效是健胃消食促消化。

  “家里只有一亩地,俺和孩子一直就没地,地里产的粮食刚刚够吃,家里地里全靠他一个人,没法出去打工,为了弄点买药的钱,养了两只羊,现在偷羊的特别多,晚上就把羊赶到屋里头睡。”她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到了床对面的一堆干草上。42岁的丈夫孙怀凤能做的就只有干点农活、照顾妻小。

  “今年秋收后村里工作队给俺发了200块钱和一袋粉子、一床被子后就没再来过了。年货还是那时的钱办的,一条鱼、一只鸡和赊的13斤肉,他现在去乡里买对联了。”说完她便吩咐一直静静坐在身边的女儿去为记者倒杯水。

  女儿叫孙美赐,在村里民办育童小学读二年级,仅仅上了两年学就获得校“三好学生”“红花少年”称号。她上身浅黄色外套的衣襟几乎拖到膝盖,旧棉裤上沾满泥浆,双手捧着搪瓷碗,一对清澈的大眼睛望着记者。

  “她成绩很好,说长大要考大学,也很懂事,今年她爹要为她添件新衣裳,她说不要衣裳,把钱留着上学报名,她爹就买了一只带花的发卡,算添个新。”听着妈妈的夸奖,小女孩摸了摸头上红色塑料花发卡,就遛到院子里去了。不过她这学期没有拿到成绩单,因为她的126块钱的学费还欠着。

  “俺嫁到孙家十五年了,没添一件新衣,这穿的都是亲戚送的,也没出过门,最远只到沈丘,还是看病,一日三餐,没吃好穿好过,有时端起饭咽着泪水吞下去。你想,俺来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变这样了,孩子还这么小,别人都过年,俺心里就没有点年味啊……”说着泪水就从她浑浊的眼睛里滚出来。

  “俺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只想趁活着吃好点,穿好点,死了心里舒服些。” 最后她说出了自己来年的愿望。

  离开她的家时暮色已完全笼罩了村子,她拄着拐棍送记者出门,嘴里叨念着:“这么冷的天来看俺家,关心俺,谢谢你们啊……”

  黄志伟:病让我难受

  在这条街的另一头,记者见到了黄志伟。

  这个身高只有130厘米、体重20千克的十四岁男孩,和比他小两岁的弟弟黄志民一样,在读小学四年级。墙上六七张奖状都是弟弟得的,而他经常在学校里被同学无缘无故的欺负,他们常常扇一耳光或是踢一脚就跑开了,黄志伟追不上,因为他的足腕和手腕一般粗,背部的肋骨和髋骨扭曲,平常站立都困难。他上学、放学全靠弟弟用自行车载着。

  “这孩子出生后抵抗力特别差,记得满三个月时连续发了好几天的高烧,连哭都不会,头也比他同年生的孩子小,到五岁时才会走路、说话,九岁才送他上学,一年级二年级都上了两个,以前都是他爹送接,现在小孩子长大了就让他带哥哥上学。”他的母亲孔秀荣说着就掀起大孩子的衣服让记者摸那些突起的骨头。

  “看到孩子发育不正常后就一个劲的去瞧医生,沈丘的几个大医院都去过,有的医生说是发育不良,有的说是佝偻病,还有的医生说要动手术,但手术费要六七万,还不能保证完全好,弄不好比现在还差,奇怪的是检查结果都没有说是啥原因弄的,这前前后后几年下来花了两万多块钱,药吃了不少,没见啥好转,就放弃了。”他的父亲黄海林坐在门后面的矮凳上接过话头说,低着头。

  黄海林抬起头望着一瘸一拐正在扫地的儿子接着说,“没吃啥药治疗,但看着孩子瘦得可怜,俺们自己把吃药的钱省下来抓中药给孩子补身体,还买了几十种补钙的东西给他喝,都没有用。现在对俺们做父母的来说,只能想法让他念完中学,再让他学门手艺,自食其力。”

  多年来,胃穿孔折磨着黄海林,孔秀荣闹肚子的病也久治不愈,让本不宽裕的家雪上加霜。今年养的两只羊,十几只兔和二亩地产的粮食卖的四五千块钱都花在全家人的病上了。

  “村里、乡里对村头几家得病的还发些救济,俺家可是没吃过国家一颗粮食,没拿过国家的一分钱啊,咱过年的肉还欠着钱呢!还有孩子的残疾证,他爹到乡里村里跑了好几年都没办下来,还说要俺交两百多块钱。”孔秀荣抱怨时,她的大儿子正倚在门口的墙上,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那里是原野里的一堆孤坟。

  问他在想什么,他用低沉粗糙的嗓音回答:“俺心里难受。”

  桌子上放着黄志伟的一个作业本,记者看到在薄如蝉翼的黄色田字格本上一行行歪歪斜斜笔画松散的字,有的还超出了方格,极难辨认。老师只是在他的作业后面写个日期,没有红色的对勾。唯一的符号是一个问号,那是一篇作文题,他空着,题目是“我的家乡”。

  王世文:在这地方,没病也难活

  相比而言,王世文家幸运多了。他们家没有人患这些病。

  王世文住在村子的中间,记者来时门上都贴上了鲜红的对联,家里除了比其他村民的干净整洁外,堂屋中间摆放的一台饮水机更是他们没有的。全家人围在桌子前正包着饺子。他们面色红润,精神不错。两个孩子发育得很好,个头比父母都高,装扮也很时尚,这在他们村里并不多见。

  王世文的妻子王素梅说,自她来黄孟营就感觉到水有问题,生水喝着苦、涩,还夹腥味儿,烧的开水瓶底下有一层浑浊的白东西,水壶边上也沾着许多白色的污垢,后来越来越多。

  好在王世文当过兵,在部队里学了点技术——看病。复员后就回来在村里当赤脚医生。他说,“俺当时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但能肯定水不干净,人喝了出毛病,村里人大多来拿治拉肚子的药,俺就料到这病可能与消化道有关。俺家就经常吃些消食健胃的药预防着。”

  “在这地方,没病也难活啊!”王世文从里屋拿出一个黑皮包,从里面掏出几叠发黄的长长短短的纸单字,诉说着自己的苦衷,“虽说是村里的医生,但大伙来看病都没钱,家里的赊帐大的很,欠得最少的只有几块钱,欠得多的有三千多块啊,俺的负担又重,儿子在河南大学读书,女儿在周口卫校,光他们的学费俺就贷了两万多块钱,今年地里收的八九十袋子小麦,还有苞谷和豆子都卖了供他们的生活费。”

  还是村里会计的老婆的王素梅补充说,“赊帐一共差不多三四万,这还不包括那些人已经死了的,人一死,俺就把帐毁了。现在活人的帐都难收,有时叫半天门也没人开,有时开了也没人理你,真是要帐的不如借帐的,不过也怨不得他们,一个个病得也怪可怜的,保命都难,哪来钱还帐,去几次要不到也就只有拖着。”

  “俺们这辈子受苦受难就算了,只指望孩子们以后不再住在这里遭罪。”夫妻俩送记者走的时候偷偷的说。

  农历2004年大年三十晚上八点。

  黄孟营村里一切依旧静悄悄的,没有听到一声鞭炮、烟花的响声。

  采访后记:

  通过对黄孟营村的两天采访调查,记者心头像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痛恨病魔将那些和我们一样有肉有血的父老乡亲折磨得不成人形,像对只求过几天好日子的刘玉枝和本应处在健壮青春期的黄志伟;感叹绝症患者面对死亡的从容和保持人的尊严的神圣感,像对衣着整洁干净的孔贺勤一家;怜惜普通人在特定环境下追求幸福的艰辛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像对本应该小日子过得滋润美满的王世文一家;也愧疚自己作为新闻记者的无力与无奈,不能帮他们还让他们自揭伤疤。然而,现实就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生活,唯一能做的只是尽上自己的力量。

  第二部分:活在孟寨

  华中科技大学《青年时代》记者 邹伟 发自河南沈丘

   2月6日(腊月二十八)中午12点36分,村支书孟春田为村民杜文海开出了一份死亡证明,“杜文海,死于今晨6时”。

   按农村风俗,丧事必须赶在年前办完,因此省去了守岁。

  杜文海只有37岁,没穿寿衣,为他披麻戴孝的只有他的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亲戚邻里闻讯匆匆赶来,为杜文海哀悼、送行。一时间,哭喊声、唢呐声、鞭炮声,在孟寨村寺角街上空回响,震荡着村庄里所有人的心涧。

   71岁的杜学理始终沉默不语,亲眼看着新死的儿子被人蒙上敛布,抬上担架,装进灵车,准备送往县城火化。当车被拖住时,他强行拉开所有的人,一手将车推走。回到家里,这位倔强的老头接连四天没有进食,常常一个人坐在屋里发呆、流泪,精神恍惚。

   杜文海走的早,留给妻子区秀丽的是七八千元外债,一个老人和三个孩子。还有两亩多地,却已无人耕种。

  发病率超高的孟寨

   杜文海2004年12月才开始发病,送医院检查起初是肝炎,而后是肝硬化、肝腹水,病情逐步恶化,直到最终确诊为肝癌。由于没钱治疗,半个月前接回家中,吃药维持生命。但谁也没有想到,年富力强的杜文海还是没能撑过年关。

   在孟寨村,因癌症死亡,半个月来已经是第三个。

   前面一个是孟春田的奶奶,一个是孟春田的父亲,分别死于腊月十三和十六,全部都是肝癌。孟支书叙述这一切时,颤抖的语调掩饰不住内心的悲痛。他拿出一份孟寨村十年来的死亡报告,上面清晰地记录着:十年内,孟寨死亡人口高达224人,其中非正常死亡88人,其中癌病死者占到80%,并且这个比例还在逐年增大。2004年死亡名单:“王永木,食道癌;周孟氏,胃癌;王长面,肺癌;谢三峰,淋巴癌;谢林氏,食道癌;孟广东,肺癌……”

   孟支书悲愤地说,“现在只要死一个,都是癌症。”

   在当地,癌症不是一个忌讳的名词。无论哪个家族,多少都会与癌症扯上干系。据当地有名的“淮河卫士”霍岱珊让村民登记的生态环境疾病调查表统计,目前全村村民当中,癌症患者还有十多例,而且许多病症已经开始显示出癌症的先兆。

   早几年,村民们都不知道癌病是因水引起的。随着近年来媒体的大量批露,村民才渐渐知道,病和水有关。

   但明明知道,也不能不喝。

  如今,村民们都很怀念十几年前村庄干渠、坑塘里的水,清澈见底,鱼虾成群。后来水质变坏了,又黑又臭。90年代后家家都开始打井,10米,30米,50米……

   “原来村里有钱人比的是盖房买车,现在比谁家井打得更深”,霍岱珊说,“我估计现在连100米深的水都有毒。”

   然而,孟寨95%以上的村民都还在喝着不足10米浅水井里的水。

  仅仅是活着

   在孟寨,活着有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疾病对生活的折磨远远盖过了村民们对死亡的恐惧。

   60岁的谢富海长年患有肺气肿,成天气喘、咳血。从清晨到晚上8点,一直都有低烧,头晕乎乎的,走路都很困难。去年农历大年初一,谢烧到了40.5℃,送到周口市中心医院打了两支针,就花去了一千多块。谢去过沈丘县医院三次,周口市医院两次,都确诊不了他的病因。他只能每天吃点退烧药“利福平胶囊”,是村里防疫站免费送的。记者看到药品的包装盒上印着“日本政府赠送”的字样。

   谢富海十几年前就丧失了劳动力,妻子包办了家里所有的事务,家里的三亩地也是她一人种的。这位连自己名字都不记得的农妇,手干枯得象松皮一般,几个手指已经冻肿了。

   家里的小儿子谢留超今年15岁,念初二。一学期235元的学费全是他姐姐谢彩丽在深圳做补工挣下的。谢彩丽初中都没念完就去打工了,一走就是三年。一个月四五百块的工资,自己省吃俭用,尽可能多的寄回家,供弟弟读书和父亲治病。

   谢富海一家在孟寨十分普通,全家人能够在过年团聚,这给苦难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欣慰。

  对于50岁的王德龙来说,家早已不成家。妻子谢凤勤去年5月刚因肺癌离开了人世。王德龙除了继续靠修自行车挣点小钱,还要操持从前根本没碰过的家务。他说自己到现在还不是很会做饭,小孩都不吃。

  他有三个小孩。大儿子叫王红伟,今年25岁。整天喊头疼,睡不着觉。躺在床上不起来,一天只吃王德龙送去的两顿饭。二儿子王希望20岁,在广州打工,过年不回,把省下的500块钱路费寄回了家。还有一个12岁的小女儿,在周营乡中学念初一,成天吵着要出去打工。“这日子谁愿意过啊,过年也没钱给她添件新衣裳……”王德龙已经在抹眼泪了。

  记者这时才注意到,王德龙身上那件从未脱过的蓝布衣,全身上下好几块大补丁,满是油污的印记。干瘪瘦小的王德龙头发已经花白,眼窝深陷,活像一个小老头,他说自己都不好意思出门。

  王德龙一直患有肠炎,经常拉肚子。就在一个月前突然发作,高烧不退,在槐店县医院输液,三天花去一千二,他修一年自行车的钱。

  因患病王德龙已经不能下地干活,浇水都是请别人做的。去年家里5亩地只收了五六百斤,卖了三四百块钱,还不如人家一亩地的收成。

  现在,乡医院那里还赊有七八千元的帐,家里欠债一万多,家里电费几个月都没交了。当记者问他今后日子打算怎么过时,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只能混一天少一天了。”

  谢富海家的井7米,离干渠40米;王德龙家的井10米,离干渠只隔一条街。

  冷清的春节

   大年二十九,孟寨年前最后一个集市。

  早晨八点,集市两百多米的街道两旁已经摆满了摊位。雪和冰块都铲到了路边,方便路人行走。

  街上卖的东西还是年味十足:猪肉、熟牛肉、粉条、水果、烟酒、糖、瓜子、花生……应有尽有。

  逛集市购买年货的人也逐渐多起来,熙熙攘攘,孟寨平时很少这般热闹。

  一位穿黑袄子的老大爷总是能找人多的地方,躲在后面,探头往人缝中看,等其他人散去他也走开了。在一个猪肉摊外围,他来回这样转悠了好几次。记者走上去询问这位姓孟的大爷准备办些啥年货,他说自己只是路过,随便看看。说着他已开始往回家方向去了。

  村民喜欢挑肥拣瘦,卖猪肉的周师傅清早拖来的几头肥猪竟也卖得差不多干净。记者问今年生意咋样,他却连说不行,“今年只卖了四十来头,一年不如一年了”。

  天冷,生意也很清淡,李华很早就关门了,店里的烟酒、保健品根本就卖不动。

  下午两三点,集市也陆陆续续收摊,早点赶回家准备过年去了。

  街上已没有人影,孟寨又恢复了平静。

  杜文海家的院子里,两个小孩正在地上画着东西。显然他们还没有明白,父亲的死亡意味着什么。屋里的大人正在讨论初一日子给杜文海上坟的事。只有远到而来的二姨一人在忙活,“哪还有心情过年”,她说,“家里啥也没准备,年三十随便做点东西给孩子吃。”

  王德龙和许多人家一样,门对子(春联)都没有买,今年过年只割了3斤肉和40斤馍。年夜饭的饺子馅不会做,还是70多岁的老娘从大老远送过来的。

  76岁的程镇中和73岁的老伴李巧元相依为命五十年,自叹一年比一年艰难。今年过年只准备了三张面皮、两斤肉和五毛钱葱。李巧元含着眼泪说,今年三个儿子都不会接她们过年,也没有给一分钱,只有闺女给了她一百块。记者说年三十晚再来看望他们,老两口竟感动地流泪,送到好远才肯留步。

  病魔在蚕食新年

  民间传说,年是一种怪兽。在孟寨,病魔比怪兽更可怕。村民为过年准备的一点点积蓄早就花在了治病上,过年已经没有了年味。

  大年三十晚六时,年夜饭时间,村落间听不到一丁点鞭炮声。

  孟寨的水里没有倒影,地上的积雪微微反射出民宅里透出的一点昏黄的亮光。

  程镇中家的门没有关,他正坐在床沿上,接过老伴为他端上的一碗盐水,里面放着两个半片胡萝卜。李巧元自己的碗里只有半片——这就是他们今年的“年夜饭”。

  “我们过年没什么不一样”,李巧元听说喝这个可以消炎止痛,就一直坚持做给老头子吃。原来程镇中一直患偏瘫和前列腺炎,六年间发病三次,去年7月份病发得厉害,在乡医院一躺三个月,花掉了一千五。程镇中还有高血压,经常犯头晕。他每天都要喝霍岱珊为他们送来的免费药。李巧元自己也长年患糖尿病、胆结石,耳聋眼花,还得照顾丈夫的生活起居。

  老两口没有经济来源,只能靠卖一点火柴、蜡烛等杂货度日。小东西零乱地散落在桌上、地上、箱子里,使本来就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间显得更加拥挤。

  家里没有电视。外面世界多热闹,他们丝毫感觉不到。

  老两口早已习惯了与世隔绝的二人生活。记者提出要给他们拍张照片,老两口很是高兴,挺直了腰板,坐得端端正正,照下了生平第一张合影。

  这个时候,在孟寨,还有一户人家,过着完全不一样的新年。

  他叫张洪林,4岁的儿子患上白血病,正在新乡县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因为家里还有一个女儿没人照顾,张洪林撇下妻儿,前一天刚从郑州赶回孟寨。

  三十晚上,张洪林做了碗米汤给女儿喝,便赶她出去玩耍了。他一个人坐在屋子里,低垂着脑袋,想着心思。几天没合眼了,蜡黄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更加瘦削。

  张洪林今年38岁,是个小学教师,一个月两三百元的固定工资,在孟寨应该算是很不错的家庭。家里的布置典雅而温馨,正面和左面墙上悬挂着几幅字画,墨香飘溢。从贴在右墙面的上的一张接一张奖状可以看出,他的两个小孩是多么的听话和优秀。

  张洪林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年前的今天,全家人还一起团聚在电视机前,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此时,那个活蹦乱跳的儿子却躺在异乡的病床上痛苦地呻吟,恍若隔世一般。

  小男孩名叫张新宇,正在读学前班。张洪林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把儿子从幼儿园时就背起的绿色小书包捧在手中。

  2004年6月,张新宇放学回家,突然喊腿疼,并有发烧。退烧后,右腿还是一直疼,却检查不出啥病。2005年1月19日送到县人民医院验血,初步诊断为白血病。

  张洪林不敢相信这个结果,急忙和妻子王绣庆把孩子送到郑州,河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实验室最终交到他手里的“骨髓细胞学检查图文报告单”上印着的几个字让他彻底崩溃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钱在病魔眼中,那就是纸。在县医院做化疗,一天就是上千元的医疗费。半个多月下来,家里已经倾家荡产。张洪林四处借钱,村里村外能借到的家都借了,但还是杯水车薪。在郑州医院治疗,押金就需要4万。张洪林近乎绝望了。

  就在这时,张新宇突然烧到了37.5℃,整天哭闹。张洪林和妻子坚毅地抱起孩子,到离自己亲戚家不远的新乡县人民医院继续做药物治疗,以延续生命。

  医生说,小孩即使治好了,最多也只能活到17岁。记者问他有没有想过放弃,文弱的张洪林竟猛地抬起头,坚定地说:“决不会放弃,孩子多活一天是一天。”

  张洪林说,此时一闭上眼,就能听见远方儿子撕心裂肺的啼哭声。

   一开年,张洪林就要将自家的农用车卖掉,再筹些钱去儿子那,陪伴在他身边。

  孟寨人觉得自己被遗忘

   黄孟营村是紧挨着孟寨的一个行政村,近年来一直作为“癌症村”的典型,成为媒体追踪的焦点。尤其是2004年12月央视《新闻调查》播出以后,引起了社会各界重大的反响。周口市政府和沈丘县政府已经投资90万元,为黄孟营村打下了一眼400多米的深水井,自来水管接到了每家每户。

   “黄孟营村村民都喝上了干净的水,新增病例明显减少了”,霍岱珊说。他对打井功用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当年有效,次年大变样,三年恢复正常。”据传,黄孟营村马上还要修几条路,把坑塘填了建喷泉,西边还要开拓出一片果林。

   相比之下,孟寨人还在喝着自家打的井里的水,又苦又涩又咸,说不清是啥味道。家住干渠边上的村民周洪云说,“这井水烧出来都要等几分钟,沉淀都落下去了才敢喝。”他把自家刚烧开的水壶里的水倒进热水瓶,记者看到开水浑浊得象石灰水一般。水壶的内壁上都结上了厚厚的白色的水锈,这和记者采访其他人家时见到的一样。“新买的水壶用不了几天就成这个样子。”

  周洪云说,“谁都知道喝这井里的水要得病,但还是要喝,没病都有心病。”

  住在孟寨村最西头,和黄孟营村相隔不到20米远的孟大爷心里更不是滋味。他忿忿不平道,“原来两个村都是在一起的,就一个围墙之隔,想不到现在差别这么大。”

  村民们说啥的都有,孟春田支书说自己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也十分无奈。“我们村和黄孟营的情况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

  “我这辈子就留在孟寨,非要眼看着打一口井,让全村百姓都喝上干净的水”,孟春田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打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黄孟营村新建的无塔供水可以向外提供生活用水,按五毛钱一吨收费。孟寨村民也可以去打,但几乎没有人去。

  通过调查村民的真实生活,霍岱珊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救助比喝水更加重要而迫切。”他说,现在打井,也只是对目前还健康的人有用,而那些已经患病和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几乎享受不到什么好处。对于那些拿不出钱治病的人,因治病而负债累累的家庭,因家人故亡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来说,眼前如何生存生活下去才是根本。“政府应给予一定的环境补偿,解决村民的实际生活问题。”

  记者还注意到,目前很多人对“癌症村”存在偏见,对村民造成了许多无形的伤害。

  “因为怕沾病,村里的粮食、家畜都不好卖出去”,一位村民向记者这样抱怨,“外地的媳妇都不愿嫁到村子里来。”他还说,王德龙家庭这么困难,王红伟这么大岁数了娶不到媳妇,只能成天睡大觉。“现在他脑子有病,完全是废人一个。”

  大多数年轻人都想尽早远离村庄。“我们村报名去当兵的,十年来没有一个体检是合格的”,孟春田说,“外出打工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据统计,孟寨每年外出打工的人数从1994年的270人,一下子增长到2004年的850人,平均每户1.5人。孟春田说,近的用工单位知道“癌症村”出来的人抱有一种冷漠的态度,经常分给一些又脏又累的活。在远地打工,也有不少人因为患病,而被拒之门外。

  1998年,还有三个月就从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毕业的孟庆昆被父亲接回了家。那时候,孟庆昆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在县医院经过简单的治疗,共花去了两万多块钱。2000年,未拿到毕业证的孟庆昆一心南下东莞打工,在一家做太阳伞的华保实业有限公司,他用了三年时间,凭借自己出众的能力,由起初的员工升为班长、组长,一直做到了车间部门主管。2004年7月的一天早晨,他突然发现自己起不来床,背部钻心的疼痛让他浑身冒汗,他知道自己老毛病又犯了。被同事抬到市人民医院,果不其然。医生告诉孟庆昆,他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并初步判定他的病情可能与饮水饮食含大量重金属有关。“不是厂里得的病,不能坏了良心。”尽管厂里领导很舍不得,孟庆昆还是辞去了这份月薪近三千元的工作。

  西安一家著名脊椎病医院的高手术成功率给了孟庆昆一丝希望,但手术的一次性押金就是8万。面对这个天文数字,无助的孟庆昆回到了家乡。

  现在白天的村间小路上,总能看到一个背着手、佝着腰、四处乱晃的胖墩儿,他就是孟庆昆。每天晚上,孟庆昆都要是拿枕头垫在床靠背上,坐着睡觉。

  妻子刘云华在中学教书,一个月有670块钱工资。可是孟庆昆一个月吃药就要花去400块。药里有激素,孟庆昆从原来的145斤长到了180斤。

  整天吃药花钱,不能做事,孟庆昆成天对着家里一个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发愁。

  50多岁的父亲孟现增辞掉了原来村干部的工作,到附近的乡下去做混泥、搬砖的苦工。孟现增一直都有高血压。

  半年下来,孟庆昆已经学会了抽烟。

   “水污染给村民们带来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霍岱珊意味深长地说,“当这些村民已经习惯病痛和苦难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一种社会的关怀和平等的对待。”

  链接孟寨:

   沈丘县是全国重点贫困县,孟寨所在的周营乡又是全县最贫困的乡之一。据最新数据统计,孟寨村共有2386人,耕地面积1973亩,人均收入不足千元。村民主要靠种地(小麦、玉米)和养殖(猪、羊、鸡)为生,一年下来收成也仅够维持生计。

  与癌症村一路走来的民间环保卫士

  华中科技大学《青年时代》记者 张桂芳 发自河南沈丘

  如果不是生活在淮河沿岸,或者是一个对于生活中的各种苦难善于闭上自己眼睛的人,今年已经50岁的霍岱珊完全可以过着另外的一种生活:虽然默默无闻,却也可以凭着自己过硬的照相技术,两个能干而又听话的儿子,贤惠的妻子,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但是,只因对蓝天碧水的无限留恋,只因不忍看着无辜的人们因饮用已严重污染的地下水而一步步走向死亡,才有了他10多年的坚持,一次次的呼吁,几千张震撼人心的照片,50多次淮河污染图片义展。而这些在为霍岱珊赢来各种关注的同时,也使霍岱珊的生活轨迹从此发生重大改变。

  只是,就连霍岱珊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陷得如此之深:举家上阵、倾家荡产、疾病缠身、一度连家人的安全都成了问题;而那条自己为之抗争的河流,却似乎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毒水依旧流淌在他所熟悉的河道中,患病的人们还在一天天走向死亡……

  霍岱珊在癌症村的待遇

  由于我们四个要去的是几个在任何一级行政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偏僻乡村,再加上又是春节,天寒地冻,举目无亲,吃住问题如何解决,对于我们确实是个不大不小的考验。何况我们采访的话题又和死亡、疾病有关,会不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触犯到当地人的一些禁忌,引起当地人的一些不快,对我们而言更是直接决定着我们此行的成败。

  幸好,我们遇到了霍岱山——一位在当地有“淮河卫士”之称的民间环保者。

  直到走进一个个村庄,我们才开始认识到了霍岱珊在当地的魅力:尽管霍岱珊居住在沈丘县城,离我们采访的村庄有几十里地,但是,这些村里的村民、干部都在和霍岱珊热情地打着招呼,大声吆喝着:“霍老师,又来到了,回家坐坐吧。”那种亲切、自然就像见到自己远道而来的亲戚一样。更有些村民一见到霍岱珊,一把上前,紧紧地拉住霍岱珊,非要留他在自己家里吃顿饭。

  霍岱珊也总是停下来,和那些打招呼的村民热情地寒暄着。一旦见到那些癌症患者,霍岱珊总会详细地问上几句,并宽慰他们好好养病。等我们来到去年已经用上深达400多米井水的黄孟营村,闲站的村民更是一下子围了上来:“霍先生,进屋喝口水吧,这深水井可是有您一份大功在里面啊。”

  直肠癌患者、黄孟营村民孔贺勤对霍岱珊更是感激不尽:“要不是霍老师,我早就没有命了,霍老师可是我的大恩人,即使我现在死了,也不会有什么抱怨。”据孔贺勤自己介绍,在孔贺勤患上癌症之后,霍岱珊除了在资金上给予过她很大资助,还多次给她送来抗癌用的药品。这还不说,更令孔贺勤感激的是,患病之后,在自家亲戚都很少登门的情况下,霍岱珊每次进村,总是要拐到她家,鼓励孔贺勤鼓起生活的勇气。

  而在另一个癌症高发村——东孙楼,王子清大爷见到霍先生,一把拉住霍岱珊的手,要他一定在家里吃顿饺子:“自从您给我们装上滤水器之后,连一口水都没有喝过,过去我不敢留霍先生,是因为我怕我家里的水有问题,现在水干净了,霍先生您就留在家里吃顿饭吧。”

  听说年仅37岁的杜文海死于肝癌,准备出殡,我们虽然知道在这个时候对其家人进行采访十分的不妥,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和管事的人进行了联系。果不其然,我们遭到了拒绝。求助村支书、也是杜文海小时候的玩伴孟春田又去帮我们联系了一下,结果还是没有说通。而霍岱珊知道后,只往杜文海家去了一趟,杜文海一家就同意了我们的采访,并允许对葬礼进行拍摄,令我们对霍岱珊真是刮目相看。

  晚上,躺在霍岱珊协助联系的一家农户里,我们四个由衷地对霍先生说:“现在如果谁还能在老百姓心中享受到当年八路军的待遇,真是很不容易,毕竟,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霍岱珊的骄傲

  作为一个对环保情有独钟的摄影爱好者,霍岱珊开始的关注点并不是这些癌症患者,但在拍摄淮河污染的过程中,他开始和沿岸的村民们有了一次又一次的接触。面带菜色的一张张脸孔,十多年不出一个合格兵的离奇现象,居高不下的发病率,一个村庄一年多达30多人的非正常死亡,像重锤一样敲击在霍岱珊的心上。霍岱珊开始认识到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和自己关注的淮河污染一定有着必然的联系。

  经过多次的调查,霍岱珊先生大胆提出了一个令当地政府极为不喜欢、众多部门竭力否定的论断:是水污染造成了这些肿瘤村!这个论断经媒体发布之后,迅速轰动了全国,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环境报等众多权威媒体纷纷予以报道,黄孟营及其它癌症高发村的生存状况开始进入到更多人的视野。“所以,有记者问我,这么多年来,你最骄傲的是什么?

  我回答,既不是被全国各大媒体频频引用的照片,也不是获得的各种奖项,而是最早在全国提出了污染造成肿瘤村这样的论断,现在这个论断已经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从此,霍岱珊把镜头更多地投向了这些饱受疾病折磨的无辜村民,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开始通过各大媒体被全国所熟知,2002年拍摄的《污染造成肿瘤村》获得了“杜邦杯”全国环境好新闻奖摄影类一等奖。而黄孟营——这个受水污染影响最为严重的癌症村的命运开始在媒体的重磅报道下发生改变。2004年7月,在媒体和霍岱珊先生的强烈呼吁下,周口市政府斥资90万元,为黄孟营村打了一口深达400多米的深水井,基本解决了黄孟营村的吃水问题,高官、企业也从此开始频频造访这个偏僻的豫东村庄,黄孟营开始走出死亡的阴影。

  美国博爱救助基金会也被霍岱珊所拍摄的照片深深震撼,主动联系并委托霍岱珊向另一个癌症高发村——东村楼一次性捐赠了350台饮用水过滤器,有效改善了该村村民的饮用水问题。谈及霍岱珊,东村楼村民王子清说,在没有用上过滤器之前,一天都要拉三四次肚子,去医院又检查不出什么病,看着自己的哥哥和弟弟也都先后死于癌症,自己从此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每天都对自己的老伴说,赶快让我死了吧,反正我也活不成了。而用上美国博爱救助基金会所捐赠的过滤器之后,也不拉肚子了,精神也好多了,感觉到自己一切都正常了,而这都是霍先生做的好事。

  浙江一制药厂的经理通过霍先生的照片了解到当地村民的惨状,更是慷慨的表示,霍先生走到哪里,他们的药品就会送到哪里。现在该家制药厂已经先后向当地赠送了价值50万元的药品。

  面对这村民的感激之情,霍岱珊自己却十分清醒:“我个人能有什么能耐,不过是拍了几张图片,说了几句真话,要说有贡献,还是媒体和政府有贡献。”

  霍岱珊的尴尬与痛苦

  就是这样一个深受村民尊敬和爱戴、名气比县委书记还要大的霍岱珊,却长期默默承受着难言的尴尬和痛苦。十多年来,当地政府从来没有对霍岱珊的行为给予过任何肯定和表彰,也没有对霍岱珊进行过任何慰问。“我也从来没有过任何奢求,只要他们不干涉我的工作,我就谢天谢地了。”霍岱珊无奈的告诉记者。

  就连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随着霍岱珊知名度的逐渐提高和影响的日益扩大,特别在2000年6月5日,中央电视台报道过霍岱珊之后,霍岱珊发现自己开始受到关注起来。县里的书记、县长们先后和霍岱珊谈话,提醒霍岱珊出名之后更要严格要求自己,要有大局意识,要热爱自己的家乡,不要干给沈丘人民“抹黑”的事情。宣传部门干脆直接告知霍岱珊,以后再接受记者采访时,要先报县里备案并同意,否则就是违反纪律,泄漏县里的秘密。霍岱珊对于这些话哭笑不得:“企业往河里乱排乱放,没人追究他们违反纪律,面对惨遭污染的河流,有关部门毫无作为,没有人追究他们不讲纪律,我不过拍了几张照片,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却有人说我不讲纪律,我看最不讲纪律的恰恰是他们这些人。”

   至于因媒体曝光而利益严重受损的污染企业,更是把霍岱珊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打电话给霍岱珊,要他少管闲事。以至于有一段时间,霍岱珊再去拍照片的时候(尤其是拍那些企业的排污口的照片的时候),他的老伴不是派自己的孩子跟随着他,就是自己亲自跟着霍岱珊,担任霍岱珊的“保镖”或为霍岱珊放哨。

  当地一家非常有名气、同时也是对淮河污染极为严重的味精厂倒是相中了霍岱珊的名气,提出要聘请霍岱珊担任该企业的环保监督员,什么工作都不用干,只需要在媒体或上级有关部门来的时候,为该企业的排污治理说几句好话,就可以拿到极高的薪水。对于这样的诱惑,霍先生一口回绝。

  对于自己个人的一些得失和安危,霍岱珊并没有过于放在心上,政府对自己什么态度,霍岱珊也不是十分的在乎,。但是,为了一个当地村民的医疗普查,霍岱珊却一次又一次的拉下脸来,在各级政府部门之间奔走。“由于那些癌症高发村村民经济条件极其不好,很少有村民愿意掏钱去体检,到了挺不住的时候,一去医院检查,发现多数已到癌症晚期。所以,进行免费的医疗体检对这些村民来讲,尤为重要。”

  经过霍岱珊的再三奔波,事情总算有了眉目,有关部门同意对全县村民进行体检(因为该县18个乡镇饮用水全被污染)。但没过多久,有关部门以资金问题等为借口,该事再次搁浅。“实际上,我知道他们不愿意搞的原因,如果查出来很多村民身体有问题,就会牵涉到对于10年治淮的评价问题。”多次呼吁无效的霍岱珊没有办法,索性联合了几个退休的老医生,决定自己搞起来,尽管没有专业的设备,人手也很紧张,但令霍岱珊高兴得是,这个事毕竟搞了起来。“现在我们已经搞了七八个村庄,我也知道这不是应该由我来搞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总得有人搞啊。”

  对于地方政府的干涉和污染企业的威胁,霍岱珊坦言自己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令霍岱珊最为伤心的是,那些自己原本视为“娘家人”的环保组织,也有令霍先生伤心的时候。

  2004年11月8日,霍岱珊的二儿子霍敏杰(也是霍岱珊的得力助手)的一张照片获得了“杜邦杯”中国环境好新闻摄影类作品二等奖,得奖本来是件好事,最起码是对霍岱珊一家工作的一种肯定。然而,这种肯定,却也是妥协的产物:霍敏杰的摄影作品原本的名字叫《愤怒的淮河》,结果等到颁奖的时候,名字却换成了《我们的江河》,连淮河二字都不提。“也许是淮河治污这件事情令许多部门和领导没有面子,所以一旦遇到淮河二字的时候,他们都想回避开来吧。”霍岱珊只好自我安慰。对于霍岱珊提出的想在会场之外办个淮河污染图片展,以期唤醒更多人对淮河污染问题的关注,也被组织者一口回绝。

  去年一家环保组织在深圳召开会议,原本已经通知霍岱珊参加会议。后来专门致电霍岱珊,不用再去了,原因是害怕霍岱珊在会议上提出淮河问题,有可能会使参见会议的有关领导难堪。

  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压力霍岱珊可以顶住,一些人的风言风语,霍岱珊置之不理,环保组织的难处霍岱珊也尽量理解,因为霍岱珊一直都认为至少自己还有一个理解自己、支持自己的家庭。“他们都完全支持我,也完全能理解我。”霍岱珊满脸自信地告诉记者。只是,随着记者和霍岱珊家庭成员的日渐熟悉,这个环保之家的真性情开始逐渐展现在记者面前,他们开始不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甚至直言对于霍岱珊——这个一家之主的不满。

  霍岱珊的环保型家庭

  确如霍岱珊所言,对于霍岱珊的环保情结,家人是给予重大支持的,家里几十年近20万元的积蓄全部花光不说,两个已经大学毕业的儿子也被霍岱珊召唤到自己的身边,成为专业的“民间环保者”。

  但是,如果这种支持已经使这个家庭不堪重负,甚至已经开始影响到两个儿子的婚姻和前途时,10多年来对霍岱珊一直默默支持的的老伴在记者面前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他搞环保我不反对,我也知道这件事应该有人做,但是他也应该为孩子想想,老大都已经26了,老二也已经23岁,都还没有个对象,虽然对于城市人20多不算什么,可是在我们这26还不结婚,别的人家就要笑话你了。就是有对象,你看看我家,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结在哪啊,而他,连问一声也不问。”

  实际上,如果当初不是选择回来,两个长得十分帅气的儿子的婚姻问题最起码不会让霍岱珊的老伴操心,说不定还会有个不错的前途。老大霍敏昊在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并在毕业后很顺利的在省城谋到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可是,当霍岱珊认识到互联网对于环保的魅力之后,部队转业的霍岱珊根本就没有和自己的儿子商量,就把其从郑州召唤回来,要他创办一个能够面向更多受众的宣传阵地——环保网站(也就是现在的“淮河卫士环保网”),同时协助自己做些技术方面的工作,工资当然没有一分一文。

  头脑灵活的霍敏昊为了解决自己及家庭经济上的困窘,同时保证网站的正常运营,帮父亲之余,还在当地开了一家网站。“因为我们的网吧开的比较早,再加上当时设备也比较新,所以一度生意十分火爆。”但是,由于赚的钱都被父亲拿去搞了环保,网吧的设备根本没有钱去更新,没几年,网吧的生意就被那些设备更好的抢了去。更令霍敏昊生气的是,父亲为了唤起更多人加入到他的环保队伍中来,干脆在网吧的门口挂了一块“拯救淮河希望工程”的牌子,所有的会员上网不用交钱。“挂这样一个牌子,谁还愿意来这上网,现在一个月也就300多块钱的营业额,除了房租和税收,几乎落不到什么钱。”老大指着门口的牌子,满腹怨言地说。

  “我也曾经劝过我父亲,搞环保是好事,我也绝不会反对,但是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日子先过好,再去搞环保啊,就凭我们父子三人的技术,在当地开个影楼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但他根本就没有兴趣!”

  “那么你理解你父亲吗?”对于记者十分突兀的提问,霍敏昊连想都没有想,“在我们家,我父亲更需要的是执行,我服从命令就是。”对于自己的婚姻和未来,26岁的霍敏昊看得倒还很开,“再等几年吧。”

  “等到什么时候呢”记者追问了一句。“等到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到保护淮河的队伍中来,不需要仅靠几个人或几个家庭来支撑的时候,我再考虑我自己的事。”

  老二霍敏杰和自己的哥哥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学工艺美术设计的他毕业后很快在广州找到了一份既体面又舒服的工作。

  “和我一起去的同学现在一个月都4000多了,我要是不回来,最起码也应该和他们差不多吧。”如今在一个朋友店里帮忙的霍敏杰想起广州的岁月,直到现在还有些神往。

  “那么对于回来你后悔吗?”

  “后悔不后悔应该辩证地来看,何况我当时不得不回来。”2001年,也就是在霍敏杰才去广州一年多,由于树敌太多,霍岱珊的安全开始受到威胁,再加上霍岱珊的胃病发作,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孝顺的霍敏杰没有办法,只好辞去了工作,回到家中。

  “看着父亲那消瘦的脸庞,当时我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我对父亲说,我以后不走了,就跟着你一起搞吧,最少我可以给你当你个保镖。”

  “但是,我所做的一切与其是一种使命,不如说我是心疼我父亲,说实话,我对我父亲的一些做法不是十分的理解,比如他所建立的淮河水系生态科学研究中心,既没有经费来源,也没有专业人员,就我们家的几个人跑来跑去。生气的时候我也是几天都不和他说话,可根本没有,他不听,还是往下跑。”

  霍岱珊的2005

  尽管使淮河变清的信念一直没有任何改变,但霍岱珊对于淮河的命运还是充满了担心:“2005年对于淮河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一年,十年治污一场梦,600多亿不说打了水漂,也差不多少,淮河的水质和10年前污染严重的时候相比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甚至在有关部门宣布淮河治污顺利达标的第二天,淮河水系又出现了长达150多米的黑色污染团,为淮河历史上黑色污染团之最。所以,如果今年能抓住机会,淮河还有变清的希望,如果还像过去一样,穿新鞋,走老路,再过几十年,淮河的生态体系就会彻底崩溃,那时,淮河就会彻底成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淮河也就彻底成为一条死河。”

  “但是当地的老百姓都说河水没有前几年臭了,应该还是有成效的吧。”记者带着不解问道。

  “如果光看表面,好像是这样,实际上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现在淮河的污染问题和10年前的不同,十年前主要是水表污染,现在有毒物质大部分都沉淀到了地下,治理起来更难,对生态的破坏也更大。”

  在霍岱珊看来,即使现在淮河的水变清,要想使生态完全恢复过来也要30到50年,如果现在再按目前的污染势头污染下去,淮河将会彻底失去自我的修复能力。

  “所以,现在比打井还重要的就是进行淮河生态的自我修复建设,打井根本就不是长久之计。”为了实现这一计划,霍岱珊最近已和多位专家取得了联系,其中一位日本的专家已经答应向其提供技术支持。

  “可是要想实现这一计划,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这些钱你又从哪里来呢?”

  “先做起来吧,如果效果比较好,相信政府会支持的,而且,新一届领导人对于环保问题又是如此重视,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年前专门在蚌埠召开了淮河治污专题会议,我还是很有信心的。”霍岱珊乐观的告诉记者。“何况,现在环保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连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放着好好的年不过,来和我这个老头一块搞环保,你说能没有希望吗?”

  除了生态修复计划,霍岱珊目前正在做的还有一个“绿叶漂流计划”。对于这个计划,霍岱珊也坦言非自己的份内之事,毕竟自己仅仅是个民间环保人士,能力十分有限。

  但是每次走进那些身患癌症的村民家中,看到没钱看病的患者的绝望眼神,霍岱珊就会特别难受,“即使这些人的病已经无药可治,能让他们走得安详点,我也心安点。所以,我的这个绿叶漂流计划实际上就是一个爱心接力计划,每个人为癌症患者做一件好事之后,再传给自己身边的人。”据霍岱珊自己介绍,尽管这个计划才推出没有多久,已经收到了不少人的回音,表示愿意加入到这个计划中来。

  “所以,2005,还是很有希望的一年。”这是六天来,霍岱珊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采访后记:

  就在记者即将截稿的时候,霍岱珊突然又打来了一个电话,兴奋地告诉记者,前两天英国BBC广播公司刚刚对其进行了专访,同时接受访问的还有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恭喜你啊,这次您霍岱珊快具有国际影响力了。”面对记者的祝贺,霍岱珊连忙解释,“不是不是,我高兴的原因是这次采访的人选是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的,也就是说国家认为我霍岱珊还算个好同志,以后,再开展工作起来难度应该不会太大了吧。”

  被遗忘的人性关怀

  华中科技大学《青年时代》记者 陈栋 发自河南沈丘

   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过得更好,这是人之共性。可在癌症村,这却是一个幻想。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很多家庭的生活因为水,因为病一年比一年糟糕。

   连续两次采访河南沈丘癌症村,我们看到的情况一次比一次真实,但一次比一次悲惨,一次比一次痛心……去过这里的人会发现,村民们生存、生活的痛苦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说他们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都不为过。

   据村民回忆,二三十年前,沈丘县许多村旁干渠里的水还清澈见底,不仅可以饮用,还可以游泳。可如今,这里的水却变混、变黑了,不但不能饮用,连人都不能亲密接触这里的水了。更可怕的是,水所引发的疾病问题、生产问题都严重制约了本地的发展。用村民的话说是“浇菜死菜,浇麦死麦,洗人人痒,吃水人病”。

   与河南驻马店的艾滋病村相比,他们似乎成了一个被社会所遗忘的角落。然而作为社会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他们迫切需要关注、关怀和关心,他们需要经济救助,需要人性关怀,需要正常公民生存、生活、发展所需要的一切……

  一,癌症村的人性关怀在艰难中前行

  在河南沈丘癌症村两次采访的9天里,黑水、坟堆、病痛、死亡一直都笼罩在我的心头。这么多天过去了,一个孩子、一张百日照片、一份医院的诊断书、一封孩子父亲的亲笔求助信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

  求助信

   尊敬的社会各界人士:

   大家新年好。我是河南省沈丘县周营乡孟寨村村民,我叫张洪林,现在春节即临,但我全家都不能团圆。因为我4岁的儿子于2005年1月20日被河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初步医疗已经花去四万多,现欠外债2万多。由于没钱留院治疗,现转新乡人民医院由亲属看管治疗。据医院专家说,要想延续孩子的幼小生命至少需要十五万左右的医疗费用。对于我家来说,现在已一贫如洗,迫切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资助,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不希望孩子一天天向死亡靠近,因此我希望政府部门、社会各界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救救孩子!

   祝好心人岁岁平安!

   孩子的父亲:张洪林

   2005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九)于

   河南沈丘周营孟寨村家中

   在癌症村里,毒水已经侵蚀到了小孩子这一代。年仅4岁的张新宇却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不得不依靠药物来维持生命。据治疗医生介绍,小新宇的化疗手术费需要15万,但最多延长生命至17岁。本在郑州就医的张新宇,由于医药费昂贵,不得不转院至河南新乡治疗,因为那里有亲戚,可以省下住宿费和饮食费。

   手上赚的钱是一分分、一毛毛、一块块,可因为看病花去的却是一叠叠。在采访中,孩子的父亲张洪林告诉记者,他曾想放弃治疗,但看到疼痛而又幼小的孩子,实在是不忍心。

   他和10岁的女儿呆在家里,什么年货都没买。想着患病的儿子,他没心情过这个年。采访最后,他只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够资助他,救救可怜的孩子。

   见证着这么悲惨的一幕,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迫切需要国家和社会所能给予的经济救助和人性关怀。但经济救助和人性关怀来自哪里,又将何去何从呢?

  无辜中的幸运者——黄孟营村

   黄孟营村相对于其它村庄而言是幸运的,因为这里拥有了一口深达388米的水井,这里的村民也随之吃上了干净水,暂时解决了饮水难的问题。

   更幸运的是,自从吃上干净水之后,该村出现了几个月不死人的奇迹。用当地老百姓的一句话说:“换水后的村民生活状况,当年有效,两年大变样,三年恢复正常”。可见,饮水对于遏制病原而言有多么重要。

   按照国家卫生部门规定,癌症发病率超过千分之五就属于高发区。黄孟营村2004年的癌症发病率却达到了1%。

   其实,像黄孟营这样发病率超高的村庄在河南沈丘县有100个之多,而超过国家规定癌症发病率千分之五的正常标准的却有500个左右。就笔者驻点的孟寨村而言,近十年间,总人口不到的四个小队,因为癌症而死亡的就高达38个,发病率已达千分之八十,远远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可以说,这里已经走进了“水—病—穷—苦”的“恶性循环经济”的怪圈。换句话说,就是“因水发病,因病返贫,贫病交加”,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那么这些村庄的饮水、灌溉及发展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倘若饮水问题解决不了,发展就是天方夜潭。进一步说,干净水对于健康的村民而言,是一种福音,但对于已经患癌症的人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那么,已经患病的人的生活问题又该由谁来给予补偿呢?

  越来越多村民在逃避水

   水对于广大农村而言本是一种福音,吃喝需要水,洗用需要水,灌溉需要水,但在癌症村里,水不是福音,而是灾难。毫不夸张地说,水是制约这里发展的重要瓶颈。身处豫东平原的沈丘曾经水利十分发达,可没想到淮河及淮河支流沙河的污染,使得污水流到哪里,哪里受害。面对水利变水害,很多人、很多家庭选择各种途径逃避这里的污水。

   买水。

   从2003年沈丘癌症村问题被媒体一次一次披露之后,这里的村民也知道自己家压水井的水不安全,有的甚至还有毒。所以,一些收入稍微宽裕一点的家庭开始选择买水度日。后来随着意识的觉悟,越来越多的人买水喝。因为村民们心里有了一杆称:与其以后花钱去治病,还不如现在把钱拿出来吃干净水,避免发病。据统计,村里现在已有三四十户家庭买水吃了。

   记者所住的农户隔壁就是一家卖水生意户。这个卖水小老板名叫李华,35岁,是沈丘县周营乡政府的下岗分流人员。2003年,这个村就他一个卖水的,一年多来,这里已有了30多家卖水的。卖水已经悄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李华的帐本显示,夏季的月销售量为1500桶,冬季的月销售量为400桶左右。每桶的利润仅为5毛钱,还要保证送到村民家。

   没干净水吃的想吃干净水,但有了干净水喝却又心疼钱,一个月十几块钱的水费开资,一年加再一起也需要200块左右。这对于很多家庭而言并非一个小数目。没钱的人即使知道水有毒,并会引发疾病,但又不得不喝,像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意思。谁都知道,这背后充满的是无奈和无助。

   更让人忧虑的是,由于卖水户的增多,这里出现的低价竞争和恶性竞争的现象。于是劣质水浮出了市场水面。笔者采访发现,水市场上有7元一桶的,4元一桶的,也有1.5元一桶的。当地村民告诉记者,7元一桶的水一般是纯净水,4元一桶的是达标水,这两类水的生产来自安徽省界首市。而1.5元一桶的水,却是30米左右的压水井里的水经过略微过滤后所形成的。这些水虽比不同家庭的水质好些,但仍然对人的身体有害。可一些没有多少经济收入的家庭却依然选择吃这样的水。有位当地妇女无奈地告诉笔者:“这水总比家里的好,至少没有臭味。”

   外出打工。

   在癌症村里,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出去打工,一方面是为了赚钱,另一方面却是为了不喝家里的水。据村委会统计,2600多人的孟寨村已有500多人在外打工。工资不高,但他们却不得不在外面过着漂泊的生活。

   孟寨村村民谢富海的女儿谢彩丽今年才18岁,已在在深圳龙岗做补工三年。每个月四五百块钱的工资,除了自身生活费用外,全都寄回家给生病的父亲治病和供15岁的弟弟谢留超读书。她说,她不敢喝家里的水,回家主要是看望一下生病的父母。

   孟寨村18岁的魏文丽在东莞打工已有三年,与她同龄的王玖瑛也已在深圳龙岗一电子厂打了三年工。三年来第一次回家过年的魏文丽说:“看着村里的水和发病的人我就感到心寒,心里特别害怕。”王玖瑛也说:“看着家乡的水还没有解决,看到周围的人太穷太苦,心理很难受,特别是看着自己家里那么破,回到家里就像度日如年。”她们都表示,明年春节不想回家了。

   举家搬迁。

   据粗略统计,黄孟营村就2004年上半年光癌症死亡的就达到18个,现已确诊的癌症病人22人,再加上没有被确诊的,实际数字可能更多。孟寨村里一条不到400米的寺角街在年前的两个月内就有四个因为癌症去世。因此,这里的村庄除了“癌症村”的称呼外,村里面的“癌症一条街”也成了这里的通用名词。在河南乡村里,很多人把村巷称为街。比如,东孙楼村的一条小巷,共有住户16家,家家有癌症病人,于是村里人认为这里晦气太重,已有7户搬里此地,过着流浪或更苦的生活。

   由于这些搬迁户没有文化,也没有基础,他们过的日子很苦很累。东孙楼村村民李万良之子已经搬到新疆农村落户。据村民介绍,他们在外的生活举步艰难,可在谈到原因时,李万良老人说:“搬出去确实很艰苦,但至少可以脱离死亡的威胁。”

   还有孙营村的一条小巷,总共住七八户人家,也是家家都有病人。其中有一家,公公、婆婆都患癌症去世,只剩下一个儿子也患癌症,正在上海做化疗。采访中发现,该村也已有好几户人家搬到了外地。

  饮水只是问题之一

   在采访中,笔者发现饮水问题只是这里的村庄所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虽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生存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但“三农”的一切问题在这里仍然存在。记者调查发现,这里的交通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救助问题、改革问题、生产发展问题等都十分迫切。

   交通问题。

   这里的村民们大多反映路的问题很严重。记者看到,很多村里大多是泥巴路。

   孟寨村里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河南省及周口市的领导来他们村视察,村民们怕领导们的车子进不去,看不到村子里的真实面貌。村支书孟春田带领村民为路铺沙子,以方便领导的车子进得了村庄。

   倍受媒体广泛关注的黄孟营村,村里的路也只修建了三分之一。村支书王林生说,希望村民在已解决饮水问题的条件下早点富裕起来,然后各家各户凑点钱把剩下的路修好。

   教育问题。

   癌症村孩子的就学问题也是一个难题。很多孩子根本上不起学,缀学打工现象十分严重。调查后发现,很多十四五岁的孩子就因为贫困辍学而出外打工,辍学者中女孩子占多数。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孟寨村小学已是C级危房(D级最严重),迫切需要加固和改造。按照建筑管理规定,这样的房子本应该拆除,但由于村里没有钱修建新教学楼,所以危房一直处于使用中。10多名教师和360名小学生仍需要在这里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

  该小学四年级学生、10岁的肖耿告诉记者:“学校的教学楼已出现了一个大裂缝,楼上经常漏水到楼下。”还有一些小学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都很害怕学校的危楼。也有学生反映学校的水不能喝。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孩子卖水喝,而家庭条件差一点的,就选择从黄孟营村的深水井里带点水去喝,有的甚至还在喝学校水井里的“毒水”。

  采访中,黄孟营村、东孙楼村、孙营村的一些村民也纷纷反映,村里的教学环境需要改善,教学质量需要提高。

   医疗卫生问题。

   孟寨村的一个路口坐落着一间破旧的平房,这就是全县统一的一体化卫生室。卫生室里只有一个40岁的村医孟晓晴,但这里却承担了整个孟寨村的治疗任务,每天都有十个以上的病人到这里看病。因此,孟晓晴总是忙得不亦乐乎。对于医生而言,忙应该是好事情,可问题是,这些来看病的村民大多是欠帐,几年下来,帐单已经达到五六白张,小单几毛几块,大单上百块,近单当时就有,远单已有十多年了。他告诉记者,他自己也不记得里面是多少钱了。因为有些村民因为病穷得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更不用说还款了。况且,他也不好意思去正在垂死挣扎的家庭里讨债。

   更让人担忧的是,卫生室里的药品大多是很简单、廉价的,因为没钱订好点的药品,所以很多村民的病根本都无法治疗。孟晓晴已经把家蓄都搭在上面了,如果这样下去,不到一年之内,村里仅有的卫生室将可能破产。仅有的村医孟晓晴也向记者表示,他将可能为了谋生而外出打工。

   对于当前的医疗现状,孟晓晴建议有关部门加大一些投入,一方面改善环境,另一方面帮助村民建立健康档案,定期做体检。

   黄孟营村的卫生室也很简陋,村民们普遍反映,在癌症高发区,卫生条件需要提高,卫生规模需要扩大。但没有政府和社会的救助,这些都很难实现。

   髌仪改革问题。

   这里的农村在2005年1月以前还是实行土葬。后来实行髌仪改革,政府部门规定火葬。孟寨村的火葬从村支书孟春田家开始的。2005年1月14日和16日,孟春田的父亲和奶奶相继因为癌症病发而去世。为了让村民们更好地执行好髌仪改革政策,他强忍悲痛将亲人火化。

   其实在当前,很多村民是比较抵制火葬政策的,一方面是因为花钱,另一方面是因为传统习俗。但迫于法律规定的压力,他们又不得不实行火化政策。特别在看到支书带头示范时,村民的对政策的排斥度有所降低。

   髌仪改革除了对村民心理产生影响外,对当地寿衣业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在不到3000人口的孟寨村里,却有三个寿衣店。据了解,在髌仪改革之前,这里的寿衣生意比较火暴,甚至被当地人称为“寿衣产业”。就“周建华寿衣店”而言,以前每月都能卖五六套,100多块钱一套,每套可以赚20块左右;而实行火化之后,这里的寿衣基本卖不出去了。周建华一家人正在看着满店的寿衣发愁。他们说,如果生意这样不好,年后全家将可能出外打工。

   在对“刘记寿衣店”和那家没有牌号的寿衣店的采访中,同样发现了生意萧条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也是一种其它地方所没没有的怪现象:寿衣店因为癌症村死人多而发财,最后却因为髌仪改革而破产。

   歧视问题。

   虽然癌症村的村民不象爱滋病患者一样受到的歧视那么严重,但他们身体上的不适也常常会给他们带来就业障碍,甚至是失去劳动能力和工作机会。

   今年年仅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孟庆昆由于饮水引发的脊椎性疾病而未能过公司的体检关,因此在东莞失去了年薪6万的工作。

   还有一些村民去外地工作因为某些血液指标过高而未能公平地参与招聘竞争。

   歧视不仅体现在就业上,就连这里的村民养的猪、羊等生畜销路都不好。因为别人害怕这些生畜的肉里面带有病毒。

   据当地村民推测,如果水污染问题不能解决,歧视问题将会随着癌症村的“闻名”而更加突出。

  村民的愿望很简单

   一直以来,人们都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好说话的老百姓”。其实,中国农民也是最好说话的农民。生活在豫东平原这块古朴土地上的农民同时很好说话。他们的愿望很简单。

   村民孟明方告诉记者,他只希望:“日子能过下去,温饱不愁,吃上好水,走上好路,孩子上学有保证。”

   “我们只需要能放心地生活、正常地生活、平安地生活”,孟寨村村支书孟春田说,“我们不求好房好车,但愿村民生活的安静不要被污染所引发的灾害所打破!”

   据了解,该县在2003年曾遭受过自然灾害,夏天干旱导致秋季绝收,冬天寒冷使得地头的麦子都被冻死,村民们无奈之下只得吃陈粮。

   孟春田支书在谈到孟寨村的现状时说,目前的孟寨村只解决了温饱,并且这个温饱只有在风调雨顺中才能实现。如果连续出现两年自然灾害,这里的村民生活只能靠政府救济了。

   黄孟营村村支书王林生也说出了自己的希望。他期待政府部门能够早日除掉污染源,并让孩子们从小知道污染之害、污染之痛,惟有这样,后代人才会拥有健康的身体和较高的智商,他们的生活才会更美好。

   在以上这些没有病人的家庭的对话里,我们听到最多的愿望是健康、平安。可当笔者走访众多家里用病人的家庭时,他们所表达的愿望更是实在,更是淳朴。

   现年58岁、身患肺结核的谢富海说:“我只希望政府和社会帮忙把病治好,早日恢复劳动能力,为家里的妻子和孩子分担劳动,”他妻子刘桂荣则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多学点知识,以后走出这个多灾多难的地方。

   今年76岁的癌症患者程镇中夫妇过年只买了2斤肉、3张粉皮和5毛钱的葱,他们在谈到自己的愿望时说:“过年好不好不重要,最大的愿望是想把病治好,避免痛苦。”

  在采访中,不管是患病者,还是未患病的人,他们都敢于说真话、讲实情,特别是一些生病的村民,他们并不隐讳在新年里谈死亡。相反,他们还会把一些死亡的细节和过程一一描述出来,笔者心里感到痛心的是——他们已经习惯了死亡。采访最后,这些村民也都向记者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新闻媒体能够把这里的真实状况如实地反映上去。这不是给政府添麻烦,而是为了拯救千千万万挣扎着生死线上的广大老百姓。”

  二,癌症村引发生存权环境权发展权的巨大挑战

   水污染事关人类的生存状态,属于人权问题。河流污染的受害者不是一个人、一群人,而是一个广大的农村。癌症村村民就是无形中就形成了一大庞大的弱势群体。当污水、黑水浩浩荡荡一泻千里时,河流两岸的人民不情愿也得接受污染的侵蚀。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的生存权、环境权、发展权面临巨大挑战。

  环境权属于宪法保障的人权范围

   中央已经明确强调,要“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让人在物质和精神需要、身体和智力、才能和潜力、人格和道德、兴趣和爱好等各个方面得到丰富而充分的发展。这正是“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的体现,也是对“人性”的肯定和呼唤。

   根据宪法的立法精神,民主的原则、法制的原则和体现人民权利的原则是宪法最重要的原则。

   在2004年“ ”中,全国人大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加入到了宪法。“人权”的概念被写入宪法,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反映出了我国政府对保障人权的高度重视。从国内看,近年来我们党提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新一届党中央又多次强调要“以人为本”,国家对人权问题越来越重视了,保障人权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从国际看,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与西方进行人权对话,定期公布中国的人权状况,并在1997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环境,作为人的一种物质需要。环境权,作为人的一项应有权利,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国际社会以及一些国家开始用立法和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环境权加以确认,这昭示着环境权开始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转化。

   “癌症村”的问题,从根本是一个环境权的问题。对于这些村民而言,他们的环境权受到了侵害,换言之,就是人权受到了侵害。按照宪法规定和中央精神,癌症村村民的人权理应受到法律和政府的保护。

  公民生存权环境权发展权面临挑战

   与环境权直接对应的应该是公民的生存权。作为法律概念,生存权不仅是指人的生命不受非法剥夺的权利,而且包括每一个生命得以延续的权利。可以看出,生存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生命权,即人的生命非经法律程序不得受到任何伤害和剥夺;另一方面是生命延续权,即人作为人应当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如衣、食、住、行等方面物质保障。

   既然生存权是生命权与生命延续权的统一,那么在生存权中生命延续权是首要的,因为人只有首先活下来,才可能有尊严地活着。对于癌症村的村民而言,他们发病死亡,说明他们的生命延续权遭受剥夺。更可恶的是,剥夺村民生命延续权的人仍在逍遥法外,并且癌症村人的生命延续权仍在遭受持续性的剥夺。

   除了生存权外,“癌症村”的发展问题无疑也是广大未患病村民所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现实来看,发展权是生存权的必然要求,因为只有实施发展权,生存权的实现才能获得持续的、可靠的保障,并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生存权的质量。同时,发展权与环境权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人认为发展权与环境权是对立的,强调发展权,必然会牺牲环境权;强调环境权,必然牺牲发展权。因此他们往往主张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去谋求经济的发展。

   在沈丘的调查采访中,记者发现淮河流域的很多城市就是将发展权与环境权对立起来,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去谋求经济的发展。可后果却是,经济不但没有发展好,问题却多了起来。“癌症村”成了沈丘县乃至周口市发展的一个巨大包袱。正如有人预言的那样:如果“癌症村”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数十年后,这里的中心问题不再是发展问题,而是疾病问题。

   现实已经表明,发展会导致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是依靠发展。殊不知,倘若发展对环境的破坏超过了地域的承受能力,那么环境问题是不可能依靠发展所解决得了的,相反,这种超负荷的环境问题会把地区发展推上死亡之路。其实,河南沈丘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尴尬而又危险的境地。

   在笔者看来,任何长远的发展政策都应在发展与环境之间建立起互相促进的关系。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还是其他产业部门,都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推行有利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经济、技术政策。沈丘地卧豫东平原的心腹,是开展农业生产的好地方。而水是开展农业生产的根本。可以想象,水的污染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是一种致命的摧残。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既要保护环境,又要谋求进一步发展,二者不可偏废。如果说,在我国,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那么在沈丘,生存权、环境权比发展权更重要。对于这里的村民而言,生存权、环境权就是最好的发展权,实现水的洁净就是最好的发展需求。

  现年25岁、在孟寨村旁的小镇上开网吧的李浩在接受采访中告诉记者,他在这里生活靠买水喝,但有时也常出现肚子发胀的情形,担心得不得了。他还说:“过年后就搬走,这里生意不好,而且生活不安全,得病了话不来。”

   大年二十九早上,现年35岁、在村旁卖对联的王老板正看着摊上卖不出去的对联发愁。他说,这些对联不赚钱都没人买,这里人的生活太穷苦了,一年比一年穷。他说:“明年不来这里做生意了,在这里一点奔头都没有。”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店主和生意人纷纷表示搬离此地,或者出门打工谋生。可以说,毒水是促使他们对当地发展失去信心的根源。长此以往,癌症村的发展必然会因毒水问题的不能解决而葬送。

  要保护环境也要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要拯救“癌症村”,保护环境、治理淮河显然是根本之策。但在呼吁保护和治理淮河的同时,人们应该发现,癌症村村民已经是莫大的受害者,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因此,国家、社会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应该努力维护作为弱势群体的村民的合法权益。

   记者调查发现,水污染的核心问题是污染企业背后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由企业与地方政府部分的官员联合组成。正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引发了地方保护主义和狭隘的发展观、政绩观。这些“少数人”往往为了局面利益而不惜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淮河污染问题其实就是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利益博弈问题。

   淮河环保卫士霍岱珊曾说:“对村民的关怀首先要从拯救官员的人性开始。”的确如此,在开展环境保护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官员的官本思想是影响公民环境权实现的最重要因素。比如,在当地的味精厂、皮革厂都是重型污染企业,但只要有利润,这些企业可以照样生产,照样把黑压压的污水排放到河流里,河水流向沟渠,最终污染临水的村庄。

   因此,把官本思想扭转为民本思想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和人性关怀问题的金钥匙。难怪有不少村民愤慨:“很多官员明知自己的水不能吃,难道他不能意识到百姓的水也不能吃吗?”

  漠视百姓的饮水问题,从本质上就是漠视百姓的生命。只有地方官员摆正好自己的位置,从根本上了解农民的生存层次的要求,才能切实地体现人性关怀的力量,并保护好弱势群体的权益。

  三,人性关怀何时回归

   普希金在他的诗歌里说:已经花白了头/你是否早已寻到平静的港湾/享受一刻安恬的慰藉……普希金描述了一个社会在平静生活中的正常状态。这也正是广大民众所向往的一种人性关怀与生存状态。

   在一个文明、法治社会,评价文明的发展程度,法治的成熟程度,不仅仅是要看这个社会的的人人是否得到平等的待遇,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社会的弱者是否得到足够的关心与爱护,否则必然会以形式的平等掩盖实质的不平等。比如,西方社会包括女权主义在内各种争取弱者运动的此起彼涌,彰显的正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标志。同时,我们看一个社会对弱者的关心与帮助的程度,不是看公布的多少法律,关键是要生效的法律在现实的执行的实效,要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真正的对弱者权利的保护意识。

   在“人性化”高度宏扬的今天,真实的人性关怀,是值得每一个公民深思并将此实现在生活点滴当中的。对于正处在水深火热的癌症村而言,国家和社会所给予的人性关怀显得弥足珍贵。

  环境补偿势在必行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和宏伟工程,坚持不懈地搞好生态环境保护是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稳定的资金渠道,是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针得以长期、稳定实施的关键,也是实现“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有效形式。

   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手段是保护环境的有效的途径。任何一项制度和措施,如果不具备其经济的合理性,很难得以贯彻实施。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利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需要积极开拓一些新的环境经济手段,如专项环境税、生态环境补偿费等。在实践中,只有将经济手段与环境保护政策紧密结合起来使用,才能有效地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

   在淮河治理的进程中,很多专家都曾提出环境补偿的建议。有专家指出,国家需要建立完善的、统一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才能确保在公平、合理、高效的原则下,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投入的制度化、规范化、市场化。

   也有专家指出,国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应建立在法制化的基础上。既要加强生态保护立法,为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提供法律依据,又要制定专向自然生态保护法,对自然资源开发与管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投入与补偿的方针、政策、制度和措施进行统一的规定和协调,以保障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很好地建立。同时还需要通过立法确立生态环境税的统一征收、管理制度,规范使用范围。

   遗憾的是,这些补偿政策和建议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落实中却不尽如意。沈丘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癌症村”的出现更加大了这个县的贫困程度。据记者调查,这里的村民没有得到丝毫的补偿。

  从经济救助到人性关怀

   通过对黄孟营村、孟寨村、东孙楼村与孙营村的调查,笔者发现,癌症村村民的生活不但面临饮水的威胁,还面临病魔的侵袭,特别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几乎是充满着恐惧和忧虑。因此,要解决癌症村村民的生活问题,除了要解决村民的饮水问题外,还需要开展经济救助,需要体现人性关怀。

   人性是人的生存发展中最核心的东西,没有人性关怀的人权永远得不到保障,人权和人性不可分割。只有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权。毫无疑问,经济救助是实现人权的一种重要形式,但人权不只是靠经济救助所能实现的。

   当前,水污染使得癌症村村民的生活经受极限的挑战。从河南沈丘发现癌症村,到最终公布于众,当地各级政府也只是解决了被媒体披露得较多的黄孟营村的饮水问题,而对其它村庄的关注和关怀却是捉襟见肋。可见,这种重视度并不如人意,如何积极寻求其它癌症村饮水问题的解决途径是当地政府所不得不面临的重大课题。

  积极救助癌症患者其家庭,呼吁社会各界对他们进行关注,帮助癌症患者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是从经济救助走向人性关怀的首要任务。当然,也只有以这样的心态才能集合多方力量为他们送去更多的人性关怀。

  人性关怀别留漏洞

   众所周知,弱者和强者的对抗是贯穿在整个生存竞争中永恒的主题。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既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我们看到,在自然界,竞争的结果是弱肉强食。然而与此不同,在人类的精神家园,总是弥漫着浓重的“类”的情怀,于是对弱者的关怀和保护成为人类特有的道德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就是最好的人性关怀途径。

   在许多事情上,当前的人们倡导以人为本,提倡人性化关怀,即从关心人、为当事人着想的角度设计制度、提供服务。强化对弱者的“人性化”关怀,不仅重要,而且必要,但这些关怀都离不开一个前提,那就是制度上的公平,不能使这种关怀留下某些漏洞,不能让别有用心者钻这种关怀的空子。

   具体到癌症村的问题上,有的地方针对一些特困村庄和人群的许多优惠政策,却成为另一些钻法律空子的“缺口”,结果,迫切需要帮助的人却得不到任何实惠,而一些图谋不轨的人却利用政府的“人性化关怀”,把“优惠政策”的成果捞到自己腰包,成为既得利益者。如此以来,又造成了更大的社会不公。

   癌症村的村民是无辜的,国家与社会对于他们的关怀也应该是无条件的。对于当地政府而言,既要关怀这个村落,也要关怀那个村庄,既要治理这个支流,也要清理那条干渠。对于媒体而言,关注度不是一个村庄,也不是一条河流,而应该是生活在那里的每一个村民。关心河流的污染,关注村民的生活、关怀可怜的病人应是我们对待癌症村的正确心态。

   总之,人性关怀的要义在于,要保证让弱势群体得到实质性的关怀,让每一个弱者都沐浴到人性化的光芒。癌症村村民当然也不例外。

  采访后记:

  沈丘的农村是无辜的,但黄孟营是无辜中的幸运者。它获得了干净的饮用水和病人的部分医疗药品,但这些却是短暂的。有一天,当污水渗透到388米的水井时,当地表饮用水走向枯竭时,村民所面临的灾难会更大。

  其实,最可恶的当属制造污染者,即导演生态失衡的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主。他们漠视水源的清洁,漠视坟堆的存在,漠视受害者的贫困。因为他们只追求自己的官帽与口袋,只知道级别与头衔,也只顾自己喝干净水。

  但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当整个水生态遭受破坏时,他们自己或后人将面临的是灭顶之灾,谁都逃脱不了自然的惩罚。在那个时候,对于后人而言,曾经的纵容与利益驱使都将是造恶的罪证。与此同时,他们也难逃历史的审判与惩处。

  当前,可能会有很多人认为,要解决癌症村饮用水的问题就是打深水井。其实,这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策。黄孟营村村支书王林生说:“打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万一污染的水在地表进一步渗透,我们的井水照样不能吃。”他还说,根本途径是彻底根除淮河流域的污染源。

   确实,如果污染源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这里的村民最终仍然是受害者,并且受苦、受害的路将会走得更长。无疑,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企业及老百姓的密切配合才能实现。否则,一切都将可能重演,甚至徒劳无益。

   对于癌症村村民而言,单纯地等待政府和社会的救助是很无力的。在笔者看来,维权意识的觉醒显得尤为重要。要知道,只有通过自己的抗争才能争取到属于自己的权益。只有拯救淮河才能拯救自己。

   对于一个公民社会而言,捍卫公民合法权利、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是其本义。要彻底改变癌症村的现状,必须实现生态补偿,只有生态补偿才能实现生态和谐,只有生态和谐才能实现环境公平,只有环境公平才能实现社会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社会的人性关怀和人权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我们真诚地希望癌症村村民能够身体健康,早日迈向小康社会,实现衣食无忧,过正常人的生活!因为只有到那时,癌症村才算是恢复了农村的原生态,村民才算是正常的村民。

  第五部分:采访日记摘录

  四人宣言:

  “春节调查河南癌症村”的行动是我们四人凑在一起碰出来的决定。去癌症村调查采访虽艰辛,甚至还可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饱满激情,充满快乐。因为我们期待能从调查、从采访、从亲历中体味到人世间真正的人性关怀。

  陈栋采访日记片段

  天气:阴转雨 时间:2004年1月22日凌晨 地点:河南周口

   在漯河一下火车,我们没做任何停留,便准备连夜赶车去沈丘,希望能早日看到癌症村的现状。深 夜11点多,北方的冬天好冷,路上的行人行车屈指可数。刚出站口,一位在路边吆喝拉客的“依维克”车售票壮汉说车到沈丘,便把我们拉上了车。我的第一感觉是“野鸡车”。

   黑夜里,车子在颠颠簸簸的马路上,我穿过窗外,看着茫茫无边的田地,只看到一排排杉树往后滑过。偶尔看到几个农家灯火,但这也不能抹去窗外北方的荒凉与寂静。

   一个多小时后,车到了周口,就把乘客赶下了车,果真是一个“野鸡车”。没办法,我们只能晚上呆在周口了。为了节省花费,我们找了一个小旅馆,四人间每人每晚10元。简陋的房间里,张桂芳、邹伟、沈明涛在谈论感受和打算,而我正在记录我们今天的历程,正在思考明天的行程。如果说他们是狂热的寻梦者,那么我就是一个最忠实的记录者。

   夜已深了,天亮后我们仍需早起,仍需前行……

  天气:雨转晴 时间:2004年1月22日晚 地点:河南沈丘

   即使调查、采访很累,但想着白天看到的一幕幕:黑水、坟堆、病人,贫困、罪恶、愤恨等都涌现在我心头,我无言以对这些生活在豫东平原上贫困、朴实的农民。

   他们作为父母,作为儿女,作为公民,却承受着别人难以承受的痛苦,特别是这些灾难来自于淮河那被污染的水,来自那制造污染的企业,来自那保护污染企业的地方政府。若问:谁该对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谁该对一条河的非正常死亡负责?谁又该对民意的非正常死亡负责?我想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效率过于优先的体制,那就是官商结合怪胎,那就是地方官员的集体无意识和他们政治谋略的鼠目寸光。

  天气:晴 时间:2004年1月23日凌晨 地点:2153次列车

   白天,我们看到了淮河的污染现状,看到了淮河流域人民的痛苦现状,但再看看当前我国对淮河生态保护的宣传模式,我不得不说,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可以说,当前的中国并不缺乏淡水,缺的的干净的淡水。因此,节约用水应成为公民的社会责任。节约用水只是公民道德的前提,而环保用水却是公民道德的最高层次。

   回汉列车在行驶,我的心却难以平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淮河的水和农民的痛。作为时代青年,让时代记住我们是理想,但让我们去记住他们却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不管以后是为他们捐款,还是为他们搞一些公益活动,我们当前的目标是采访,一切为了调查,一切为了采访,一切为了做得深入。现在看来,首次探访无疑比较顺利,也比较成功,但我希望春节住村的采访能够更顺利更成功!

  天气:晴转阴 时间:2005年2月4日(腊月二十六) 地点:河南周口

   下午,我和沈明涛踏上了“汉口—漯河”的列车,在周口与张桂芳和邹伟会合。当我踏上这趟列车的时候,我有一种很沉重的使命感,因为自昨天的《武汉晨报》报道了“四研究生春节调查癌症村”的事迹后,越来越多的人在看着我们,除了老师、同学、父母,还有媒体及一些朋友。而作为带队的“前锋”,我的责任更重大。来前,领导、老师一再交代要保证安全,显然,保证团队成员的人身安全是第一重任。此外,还要协调好、统筹好,尽一切努力做好采访和调查报告。

   不过,从大家的激情和劲头来看,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张桂芳、邹伟、沈明涛他们也想做一点事情。现在我唯一的希望是,大家在春节期间能够同舟共济、团结一心,按照我们策划好的思路好好执行下去。只要能按主线坚持下去,我想这次采访一定会马到成功。即使过程很辛苦,甚至有生命危险,但也无愧无悔!

   一种理性,一种人性关怀的理想引导我们在艰苦的道路上前进,我相信希望之光会因为我们执着、无畏的奋斗精神而升起!

  天气:雨加雪 时间:2005年2月5日(腊月二十七) 地点:沈丘孟寨农户家

   今天,我“抽查式”地走访了本地的一些村民,他们都知道自己生活的地方发病高,水污染严重,可当问到如何应对时,他们茫然无语。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几乎接受我采访的每一个人的家族里都有癌症病人。

   村民的茫然彰显了他们对待死亡的态度,一是无助无奈,二是死亡成了习惯,看到死亡见怪不怪。可以说,死人在这里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死人当时,可能会引发一些饮用自家压水井水的村民的恐惧感,可到后来,这种恐惧感已烟消云散,留给他们的是苦痛的生活和凸起的坟堆。当一座座坟堆在田野间铺开时,死亡家庭的痛苦生活仍要延续;当死亡成了癌症村的习惯时,广大村民的生活也要坚持。

   在一个死亡已经成为惯性的日子里,身体的价值出现模糊,生命的价值却显得尤为珍贵。唤醒老百姓的生命意识,唤醒老百姓的环保意识,才能真正唤醒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否则,当死亡成为一种习惯时,公民必将不公不民!

  天气:雨加雪 时间:2005年2月6日(腊月二十八) 地点:沈丘孟寨农户家

   今天早上,37岁的村民杜文海肝癌病发去世了!

   生态破坏对于灾区而言是很不公平的,居住在这里的村民是受害者,也是无辜者。

   在这新年前夕,当面对癌症村的这个噩耗的时候,我真的难以想象自己正居住在一个离死亡近在咫尺的地方。当我听到像杜文海这么年轻的人在这条小街上已经死亡四个的时候,更是震惊。

   可以想象,在这个新年里,村民们没有太多的欢喜和愉悦。他们生活在一种死亡的阴影里,一不经意可能连自己都起不来了。对生活的恐惧,对饮水的恐惧,不亚于豺狼虎豹。

   雪还在下,冰冷的不只是我的双手和身体,我觉得我的灵魂深处不时会有一些寒冷的刺激。我为新年的死者致哀,我为新年的死亡悲歌,我为新年的幸福祈祷,祈祷后面的人不要再走上生命的不归路。

  天气:雨加雪 时间:2005年2月7日(腊月二十九) 地点:沈丘孟寨农户家

   昨天杜文海的死亡使得这个村里的新年气氛显得十分沉闷。

   今天我和邹伟又采访一个特殊的农户张洪林,他四岁的儿子张新宇却患上了白血病。

   四岁,一个天真、可爱的年龄,可却因为患上绝症而给整个家庭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这对于一个村而言是一个警示,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却是一场灾难,可对于一个公民社会而言,无疑是一场人性灾难。小孩子因为在河南新乡市就医,我们没有见到。但我有一张他的百日纪念照片,他生来四年间唯一的一张照片。身为小学教师的父亲眼里饱满泪水,透露出的是一种强烈的爱子之情。

   如今,小新宇生活在一种“无知”的世界里,他在病房里除了疼痛之外,仍然很快乐。可是他背后的父母及家人却为他留下了多少眼泪。他们为孩子所做的一切,是很多人所不能承载的,但却只有一个很简单的目的:让孩子在幸福中死去。

   不把病情告诉孩子是一种无奈,能让孩子的生命实现延续是一种希望,而让孩子在幸福中死亡显然是一种人性所求。如果说让孩子在幸福中死亡是一种悲壮,那么让人性在无知中死亡却是一种悲哀。作为一个公民,我真心希望孩子能够在社会的资助下、家庭的呵护下活下去。

   孩子,可怜的孩子,我希望你能坚持、坚持、再坚持,社会的救助、医学的进步、人性的关怀都可能成为你延续生命的福音!

   让我们永远缅怀杜文海,让我们永远祝福张新宇!

  天气:大雪 时间:2005年2月8日(大年除夕) 地点:沈丘孟寨农户家

   今天,我们走访了沙颖河以北的东孙楼村和孙营村,这两个村都有“癌症一条街”。在一条小巷子里,每家每户都有病人,至少一个,多的两三个。年龄大的七八十岁,小的十多岁,有的甚至只有几岁。

   车行驶在乡村小路上,两旁的树飞快地往后移动,两旁的沟渠里是刺眼的喝水,田野里却是一望无际的坟堆。看着黑水,心里充满悲愤,看着坟堆,心里饱满可惜。生命就因这些毒水而逝去,坟堆就因为这些河渠而筑起。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水的重要性。好水、坏水一样喝,可日子一长,坏水所导致的疾病疯狂地肆虐着人类。一代一代,从老到小,都饱尝着癌症的侵袭,沈丘县的一个个癌症村或许就是最鲜明的写照。

   可当水渐渐变坏时,这里的村民只知道水变味了,却不知道如何通过合法的途径或手段来维护自己的饮水权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除夕夜里下着鹅毛大雪。我们饭都没吃,便乘着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就去村边的小店买了一些东西,采访并看望特困村民张洪林、孔贺勤等。在他们的家里,我们根本看不到过年的气息,那一刹那心里真的十分难过。

   走访完后,路上由于结冰了,很滑,我们相互搀扶着回到住处,赶紧写采访日记,然后吃方便面、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春晚的喜庆与窗外的凄凉可以构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此时,我的脑子里充满的不是欢歌笑语,而是采访过的病人,他们的伤口,他们的泪水,他们的痛苦,我想哭……

   对我而言,惟一的愿望是期待他们明年的日子能更好!

  天气:雪转阴 时间:2005年2月9日(大年初一) 地点:淮河卫士霍岱珊家

   早上起来,雪花透过窗缝飘落到我的床头,衣服、枕头上都是。看到这些,我已经忘却了寒冷与饥饿。因为我已经这样住宿了好几天了,似乎已经把这当作了自己的家。

   虽然这里很冷,甚至没有饭吃,没有干净水喝,但当快要离开这个村庄去县城采访的时候,心里还真有点不舍。这间民房已经承载了我们春节采访调查的所有辛酸与欢乐。

   今天是大年初一,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家度过的大年初一。我带着家长、老师、朋友的理解、期待和支持来到这个荒凉的豫东平原,来到这些艰难生存的癌症乡村。如今,我和我的同伴已经初步完成了我们所预期的调查使命和任务。心里感到欣慰和感动,欣慰自己有一段深刻的经历,感动我的同伴能与自己一起在坦然中快乐地度过难关,把采访坚持到底。

   外面的鹅毛大雪依然在下,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苍茫的田野和苍凉的沟渠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即使我正在离让人恐惧的癌症村越来越远,但那里的村民,特别是病人的身影和脸庞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

   骷髅、坟堆、毒水等等,看似罪恶之源,但似乎癌症村的一切都来自于人为因素。骷髅、坟堆、毒水的源头是人类,是污染企业和无能的地方政府官员。何时才能让无辜的村民不再无辜,仍然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课题。

  天气:阴 时间:2005年2月10日(大年初二) 地点:T253次列车

   很幸运,大年初一晚上在河南漯河的本科同学张涛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特别是吃到了一个星期以来所没有吃过的米饭。这也结束了我们每天吃饼干、馒头、烧饼和方便面的“历史”。不幸的是,嘴里却还是带了三个水疱回来,不知道是火气,还是水土不服,还是毒气。

   一个健壮的身子过去,在那里经过了6天的采访与奔波后,我似乎已经疲惫不堪。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地认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不管是对谁而言,健康是最基本的保障,而对于癌症村的癌症患者而言,这种愿望却往往是一种奢求。殊不知,这一切社会不公都环境污染所引起的。

  健康是金,健康是银,健康是无形的金钱。朋友们,珍惜身体,爱惜生命,让健康常在!

  张桂芳采访日记片段

  天气:阴转雨 时间:2005年1月21日 地点:河南周口

  下午6点多钟从武汉开始出发。

  晚上10点多钟到河南漯河,没做任何停留,直接奔赴周口市,赶到周口的时候已是凌晨12点多钟。

  为了省钱,我们投宿在一家每人只需要10元钱的旅店,居然睡得十分的香。

  天气:雨转晴 时间:2005年1月22日 地点:沈丘周营乡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辗转换车,我们四人终于来到了“大名鼎鼎”的黄孟营:一个用生命为代价换来媒体强烈关注的“癌症村”。站在黄孟营村的外面,我似乎感觉不到这个村庄和周围的其它普通村庄有什么不同,一样的落寞、灰暗。

  等我四个真正走进黄孟营,还是能一下子感觉到这个村庄的与众不同,多得近乎泛滥的标语,刷得雪白的临街墙壁,铺地还算工整的砖灰路,如怪物一般耸立的挖土机(当地政府认为只要把受过污染的坑塘表层的淤泥挖走,污染就可以清除)。当然,黄孟营和其它村庄的最大不同,是这个村庄有一口深达400多米的深水井!

  黄孟营的一切似乎整在发生着它自己根本不能预料、也无法操纵的变化,诚如当年自己的饮用水被一天天悄无声息的污染一样,一切都似乎和黄孟营无关,一切似乎又都由黄孟营在唱主角。

  直到我真正地走进每家每户,我才清楚地认识到,黄孟营似乎又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众多已到晚期的癌症病人,已近家徒四壁的贫穷,挂在脸上的深深忧伤,数字惊人的外债。但是,即使在病情最为严重的病人家里,在送我走的时候,也总是很欣慰地说,“我们现在已经吃上了干净水,现在好多村都很羡慕我们呢!”

  这种羡慕很快在孟寨村得到了证实,“我们村和黄孟营本身就连在一起,得病情况甚至比黄孟营还严重,但是他们有干净水吃,我们还只能继续吃污染水,所以,要论受害者,我们村才真是受害者。”面对我们,孟寨村支书孟春田满腹的牢骚。

  看来,现在的黄孟营还真的成了当地村民羡慕的一个好地方。

  天气:晴 时间:2005年1月23日 地点:河南漯河

  晚上8点多钟,我们赶到漯河,约定好下次前往癌症村的日期,拥抱分手,恋恋不舍。

  天气:雨加雪 时间:2005年2月5日(腊月二十七) 地点:沈丘孟寨村

  等我们在周营乡孟寨村周洪云老大爷家住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因为感觉到有点感冒,想找个诊所包点药,同时也顺便熟悉一下我们即将采访的工作环境,我和老沈一起来到孟寨的街上。

  街道很短,从东到西大概只有500多米长,两旁的建筑也没有任何吸引人之处,似乎是个没有任何特色的豫东乡村。但是我还是很快感觉到了这个街道的与众不同:500米左右的街道上居然有两家卖寿衣的店面,主要为死人送葬用的唢呐队也有三家,农村卫生室三家。与疾病和死亡有关的店面居然在一个如此偏僻的乡村里如此密集的排列着,确实令人触目惊心。

  我们来到一家名叫赵利的医生开的乡村诊所,发现这个外表十分简陋的诊所规模居然很大,共有10多个病床。已是晚上7点多钟,雪花如鹅毛般地飘着,但是还是有三个病人正在输液。

  “他们得的什么病?”一边给医生说着我的病情,一边问。

  “这个时候还在这里输液,会有什么病,还不是癌症。”一个同样在包药的大娘接了一句。

  “你们村有多少诊所?”记者又随意问了一句。“他(医生赵利)不是我们村的,是外地专门跑到我们这行医的。我们自己村人开的大概有六七家吧。”那位拿药的大娘又接了一句。

  药很快就包好了,一共六包,三块钱。

  天气:雨夹雪 时间:2005年2月6日(腊月二十八) 地点:沈丘黄孟营村

  因为今天我要从孟寨赶到黄孟营,还不到7点我就已经从那个临时搭建的床上爬了起来。正在刷牙的时候,房东周大爷走了过来,“杜家的孩子今早上6点多钟不行了,说是今天就要火化。”

  “什么病?多大?离这远吗?”“就和我的房子隔有两家,30多岁,好像是肝癌。”

  “我能过去看看吗?”我问周大爷。

  “叫不叫采访我不知道,不过我是今天管事的,你要是想去可以和我一起去看一下。”

   牙也来不及细刷,我和周大爷来到了杜文海家。很少有人围观,也几乎看不到有人戴孝,只有那低低的哭声从房间里传了出来。

  “咱们这死人不用戴孝吗?”我问周大爷。

  “这娃太小了,除了留下的三个孩子比他小,家里人都比他小,不用给他戴孝。”

  杜文海静静地躺在他那已经家徒四壁的房间里,脸色蜡黄、白青。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着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没有害怕,没有不适,只是感觉到脑海里一片空白。中堂里的一个橱柜上,身穿西服、满脸笑容的杜文海不在了,连这个春节都没有熬过。

  “他妈也是这个病,10多年前也走了,没想到现在轮到了他。只是苦了留下来的三个孩子,大娃才16,二的13,还有个才8岁,就剩个妇女和70多岁的爹爹,你说这日子咋过呀!”周大爷叹息了一声。

  从杜文海家出来,因为还有其它采访任务,我和老霍匆忙往黄孟营赶。因为天气过于酷寒,黄孟营街道上的积雪全部冻成了冰,灰亮而又光滑。老霍和我都摔了好几跤。整个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一个行人。“真是滴水成冰啊!”老霍感慨了一句。

  “这种天谁还要是再出来,真是活见了鬼。”我也咕哝了一句。

  “那不是孙峰军的老伴吗?”远远的,一个年迈的老太太正颤巍巍地向我们走来。“这种天你怎么也敢出来,摔坏怎么办?”老霍便抱怨,便和我赶快走上前去,扶住了孙峰军大爷的老伴。“老头子又不行了,一连四天都没有吃东西了,这不是要人命吗,这不,又去输液了,我放不下心,想去看看。”

  直到我们百般劝解,并答应替她去看看孙峰军老人,她才在我们的搀扶下会到家中。

  “一个又一个的病人,扑面而来的苦难,我都快受不了啦!”我对老霍说。

  老霍望着我这个文学青年,笑了笑,没说话。

  天气:雨加雪 时间:2005年2月7日(腊月二十九) 地点:沈丘孟寨村

  按照我们今天上午的调查计划,我和邹伟来到了王得龙老人的家中,坐在他那临街的自行车修理铺,开始了我们的采访。就在我们的采访正在进行中的时候,一辆救护车从我们身边急驶而过,并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拐进了一个胡同之中,救护车的尖叫在这个寂静的村庄里显得格外刺耳。王得龙老人漠然地看了一眼:“不知道又是谁家啊?”

  在这样一个购置简单的年货都成问题的村庄里,能够惊动城里的救护车“大驾光临”,只能说明又有一位病人的情况很是危急。然而令我更为震惊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不祥之物”的到来,闲站在街边的村民很少有人向它投射一点好奇的目光,更没有人跟随或围观。

  死亡,在这个地方早已司空见惯,再也吸引不了当地村民的注意。

  就在昨天,年仅37岁的杜文海的葬礼上,围观的村民也不过七八个,且大多目无表情地看着。对于跑前跑后忙于拍照的我们,也很少有村民显出好奇的样子,更没有一个人上前询问我们的来历和目的。

  对于有着农村生活经历的我来讲,觉得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在我们那个同样位于河南的村庄,别说是一个年轻人的死,即使一个高龄老年人的正常死亡,也会是整个村庄好几天谈论的话题,死人的葬礼更会引来全村人的围观。

  而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在无声的显示着,死亡,在这个村庄已经成为村民生活的一部份,已经没人有过多的兴趣来关注这个事情。

  想到这,我不禁打了个冷颤,天空也好像变得更为阴沉,四周的阴云压得低低的,似乎要把整个村庄包裹进去。

  这里,完全是另外的一个世界,令人压抑,而又十分陌生。

  天气:大雪 时间:2005年2月8日(大年除夕) 地点:沈丘黄孟营村

  鲁迅说,旧历的新年毕竟最像新年,不管这个村庄过去曾经有过多少苦难,见证过多少死亡,还是和其它地方一样,如约迎来了中国最隆重的节日——春节。只是不知道是天气太冷的缘故,还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孟寨和黄孟营都显得冷冷清清。倒是三三两两的孩子们在街上不知疲倦的笑着、闹着,尽享着春节的乐趣。

  根据河南的风俗,在今天和大年初一,是不允许说些死啊、病啊之类的不吉利的话,否则的话,一年都不会有什么好运气。

  所以,我今天只是在黄孟营村和孟寨走着,不想去采访,也不想重新勾起村民们那难言的痛苦。凄冷的乡间小道上,一个外地的学子就这样没有目的的晃荡着,品味着远离亲人的孤独,也暗暗庆幸着自己的幸福,毕竟自己是健康的,离死神是如此的遥远。

  冬天的夜总是来得特别的早,等看完几个沟渠和坑塘,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望着遥远的西北,家里的年夜饭应该都摆上了吧,春节晚会也快开始了,家里的亲人们是不是已经开始举起了酒杯?而我们四个的春节就要在这个地方过了,虽然仅仅几碗泡面,两包榨菜,一瓶劣质白酒。

  我突然流下了眼泪,因为幸福,也因为苦难。

  天气:雪转阴 时间:2005年2月9日(大年初一) 地点:沈丘孙营村

  从县城到孟寨,从孟寨到黄孟营,从黄孟营到东村楼,从东村楼到孙营,再从孙营到安徽,几天来,年已50的老霍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不管我们怎么劝他回去和家人团聚,他都默默地跟着。

  6天很快过去了,我们四个也要马上和老霍分离。站在沙河岸边,望着色如酱油般的河水,再看看已是两鬓渐白的老霍,一个在我脑海里漂浮了几天的疑问突然脱口而出:“您认为您这辈子有可能看到淮河水变清的那一天吗?”

  脸上一直微笑着的老霍顿时严肃起来:“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淮河变清,而不是去消极地去等待它变清。”

  本来我想再问一句,如果你的努力没有任何成效呢,毕竟这是一个连共和国总理都很头疼的事情,你不过是布衣一个,手中既无资金,又无权力,想让淮河水变清,谈何容易?但望着霍先生一脸的沧桑,我没有忍心再问下去。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而新年总是会给人一种新的希望,淮河变清也许不会是例外吧,我想。

  邹伟采访日记片段

  天气:阴 时间:2005年1月22日凌晨 地点:河南周口

   由汉口,经漯河,转周口,到沈丘,行程如同一道下滑线,愈走愈穷。小地方消费水平之低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在周口市一家十块钱一晚的旅舍落脚,却欣喜地发现这里竟然睡得分舒坦。

   城里乡下的差别若不是用心去比照,怎么也不会有如此深切的感受。没有了城市夜晚霓虹灯中的喧闹和繁华路段穿梭不息的人流,乡镇的夜空一贫如洗,村道上空荡荡的,可怜的几家灯火勉强支撑起黑幕。公路上偶尔射出几点亮光,随即车子在风中划出一道声响,还没来得及点破这般平静又随即淹没在夜色当中。

   我想起白天,一路上行人在我脑海中留下的印记。焦急的眼神,匆匆的脚步,流利的方言,对车票涨价的声声埋怨,与售票员讨价还价的较真劲儿,还有车载电视里以思念、欢聚为主题的歌曲音乐,无不透露出回家的气息。亲情的纽带扯动着所有路人的心向亲人一点点靠近。而似乎只有我们,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然而,我从未觉得自己在逆行。相反,却始终有一股力量推动着我,朝着触及自己心灵最深的方向走,朝着社会精神最缺失的方向走,那里才是我的家园。记者的天职就是回家,以民为家,以国为家。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南方周末》前主编江艺平的这句话一直作为我们记者前行的动力。“我们以这种感觉坚定地走在采访的路上,把眼光投向太阳没有照到的地方,用我们的心去折射温暖和光芒。”同仁(徐菊红)总在互相给予力量。

   唯一让我们感到无力的时候,是在面对苦难同胞的时候,我们能给他们的太少。但哪怕只有一支笔,我们也要挥洒出它最震撼人心的力量。

   超越了亲情的爱,洒在路上,握在笔中。

  天气:阴 时间:2005年1月22日晚 地点:河南漯河

  一大早,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到沈丘,然后在淮河卫士霍岱珊的引路下,我们下到了癌症村——黄孟营村和孟寨村。

  在黄孟营村,几乎没有人不认识霍岱珊。走家串户,大家都把老霍当亲人一样看待。“大妈,能起来走路了吗?”“大爷,腰好点没有?”他的一两句问候经常能让病人心里一下子暖和起来,拉着老霍诉说自己的近况。每次告别时,老霍都要嘱咐两句“记得吃药”。这些药大部分是老霍从县乡医疗站为他们送来的免费药。

   孟寨村支书亲自出村来迎接老霍和我们。老霍让他给我们介绍了村子目前的情况,又带着我们挨家挨户去看望病人。在我们的要求下,他又不厌其烦地带着我们看那些污染的河水、村民每天喝的井水、奄奄一息的农田、凋残破败的家院,还有屹立在田头的一座座新坟……尽管来过多次,老霍还是很耐心,力求周到。

   这么些年,来沈丘看望村民的许多人,都只是匆匆过客。而只有老霍孑然一人,坚定不渝地陪伴在近乎绝望的农民身旁,不断地给他们活下去的勇气。

   在离开沈丘的车上,我们四人决定:来沈丘过年。

  天气:阴转雨 时间:2005年1月23日下午 地点:武汉

   从沈丘回来,天空阴沉沉的,一种异样的滋味如鲠在喉,武汉一块钱一瓶的矿泉水突然觉得不仅可贵,而且奢侈。

   走在熟悉的城市街道上,已失掉了亲切的感觉,心里无时不在跳动着沈丘村民们苦难的音符。当城里人在超市琳琅满目的饮料品种前不知如何挑选时,村子里那些人不得不咽下从工厂排放出来的污水。他们明明知道,这水是毒药,每多喝一口,就离死亡更近一步。

   本来,这群人可以活得很安乐、很丰足,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是上天赐予沈丘农民的风水宝地,祖祖辈辈厮守在这里,用自己辛勤的耕耘向天取酬。然而,被污染的河流破坏了村庄的和谐与宁静。田地无法灌溉,农民的口粮在一天天减少;井水无法饮用,已经严重威胁到农民的健康和生命。这个时候,贪婪的企业主还在欺上瞒下,想方设法把未经过处理的污水灌入河流。他们明明知道,每多排一天污水,村民就离死亡更近一步。

   淳朴善良的农民年年交税,却从未想过给国家添麻烦,可是当生命受到威胁时,无助的他们突然不知向谁控诉这一切。但他们并没有绝望,因为他们相信一辈子都未曾怀疑过的国家政府不会忍心将自己的百姓毒死。但村民们渐渐明白,相比较工业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巨大收益,农民是没有发言权的。地方政府少数官员为了自身利益,向来是纳税大户的保护伞。他们明明知道,每多拿要一点,村民就离死亡更近一步。

   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还在以每年排放污水数百亿吨的量加速。地方财政数字让一些人喜笑颜开,却让另一些人悲痛欲绝。难道,地方的政绩,企业的利润,真的都必须以牺牲贱民的生命为代价吗?脱贫真的比生存更加重要吗?事实上,短视的政府和企业终究会自食恶果,恶劣的环境让地方投资望而却步,让大量人才远走高飞,全国重点贫困县的帽子永远别想摘除,子子孙孙都将后患无穷。

   在当今这个封建传统思想还未彻底根除、人权观念还未深入人心的年代,我们不奢望短时间内消除城乡歧视和贫富差距,也不求让社会弱势群体享有充分平等的人格权利,但连起码的生命权也没人施舍吗?

   不知不觉,窗外的整个世界已被大雨淋湿。或许,我在用笔向老天无视于社会不公而宣泄情绪时,老天也在为自己无能于人类自身罪孽而宣泄委屈。人类的确应当接受破坏自然的惩罚,但我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偏偏是无辜的村民来承担这所有的恶果?尸骨未寒,那些心比天冷的罪魁祸首于心何忍,那些麻木不仁的袖手旁观者于心何忍?

   我知道,大雨过后,天空的阴就会散去,雨水能带走人世间所有的冤屈与悲哀吗?

  天气:阴 时间:2005年2月4日上午 地点:T183次列车

   今天是立春,九江鞭炮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尽,我独自一人背上行囊上路了。

   九江开往阜阳的列车缓缓启动了,父母挥别的双手迟迟没有放下,我扭转过头,心里和他们一样难受。

   想想在家的一个星期,爸妈每天都在劝我不要去,但还是没有改变我的决定。父母执拗不过,终于妥协。我知道,第一次离开家过年,我一定会很想念家里的亲人。但如果不去,我会更忘不掉沈丘受苦的百姓。

   小家与大家在我心中的权重,在我选择把记者作为职业的一刻起轻重已决。对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大学生而言,有很多的社会真实需要我们去记录,很多支离破碎的家庭需要我们去温暖,很多丑恶需要揭露,很多良知需要唤醒……或许,我们不能够改变什么,但我们尽到了这个时代青年人的责任,我们无愧于心。

   列车离家越来越远,离沈丘步步接近。带着家人的支持上路,我已经没有任何顾虑。

   前方,是春天,是希望。

  天气:雪 时间:2005年2月7日下午 地点:河南沈丘

   这两天,和陈栋在孟寨一起采访、调查,昼出夜归,不知疲倦。我到现在才真正感觉到,自己已经完全融入到当地农民的生活当中。

   我们是带着采访任务来的,可我不喜欢问太多东西,只想多看看,多听听,不带有任何偏见。走近中国的农民,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心灵震撼,一种淡淡的哀愁与忧伤在心底隐隐作痛。

  长期以来,我们眼前的世界是不完整的,我们理解的社会是不够真实的。象牙塔孕育了我们对思想的渴望,却切断了我们的思想延伸。所以我认为,教育不应该是高谈阔论,而要让大学生多走出校园,全面深入地了解社会,这样才能激荡起青年人心底最深处的悲悯情怀,培养作为一个社会公民的责任意识,锻炼一种吃苦耐劳和与世抗争的人文精神。

  人们总是说大学生单纯、幼稚,不了解社会却喜欢空发议论,一直以来高贵的自尊心都驱使着我们为社会做点什么。我们终于鼓起勇气,拿起我们手中的笔,到人类心灵最冰冷的地方去书写温暖。

  人生路,迈出苦难的第一步。一路上,我们都会在寻找光芒……

  天气:雪 时间:2005年2月8日晚 地点:河南沈丘

  我们一定要把村里的贫穷与苦难传递回城市。如果没有来到这片土地,我们不会知道,解决“三农”问题是多么遥不可及的梦,在许多地方不过又是一个被人玩弄的政治噱头。

  我们越是对村民的灾难痛苦,就越是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深恶痛绝。此行,我们不仅仅在感悟人性的价值,思考生命的意义,更发现了许多深层次的,不管是体制的、法律的、政策方面的社会问题。

  很欣慰的是,中央执政思路正在悄然转变:建构和谐社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高度重视民意和民权。谁也不愿意把一个“千疮百孔”的地球交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那我们就应该对自己的历史行为负责,并让全民都参与社会监督中来。那么,一个绿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环境,必将属于我们共同的未来。

  天气:阴 时间:2005年2月10日 地点:武汉

   终于登上了回武汉的列车,一上车,倒头就睡。

   梦中,我似乎又听到了患白血病的张新宇在病床上的呼喊,失去依靠的区秀丽躲在没人的角落里偷偷的啜泣,脊椎损坏的孟庆昆坐在床上痛苦的呻吟;我又依稀看见王德龙为了女儿下学期的学费正在自行车的油污堆里埋头苦干,张洪林拖着疲惫的身子四处去讨借儿子的保命钱,总喜欢在家人面前装作坚强的孔贺琴正趁没人的时候换下腰前的粪袋……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我不会想象得到,当贫穷,罪恶,苦难,死亡,所有这些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时,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当城里人成天想着怎么玩出新意的时候,这里的村民还在挨饿受冻,承受病痛的折磨,面对死亡的威胁。我们总是习惯于对幸福的期望值很高,却常常让最真实的幸福正从指尖溜走。

  女朋友发来短信,说要来接我们。见到她,我要告诉她:其实,我们生活在天堂。

  沈明涛采访日记片断

  天气:周口 阴转雨 时间:2005年1月22日凌晨 地点:周口汽运旅社

  没有想象中的悲壮,没有预料中的伤感,天空飘着雪花,落在我们四人身上顿时无影无踪,我们背着包提着袋子就这样离开了华中科技大学,开始了我们预定的河南调查首次之行。不过,邹伟和他朋友的一个拥抱还是很让人回味的。

  随后,赶车、误点、改签车次、等车,一切都在焦急与匆忙中完成,直到坐在火车上听单调而又枯燥的“咣当咣当”的铁轨撞击声大家的心情才开始平静起来。在彼此交换了对未来调查采访的困难和设想后,四人谈兴锐减,最后终于各自伏桌小憩,只留我照看行李。

  在近四个小时的颠簸后,我们在中转站漯河下车,时间是22日凌晨一点,之后没有理睬火车站广场上寒风中一律裹着军大衣的当地中年男女围过来的问候“住店不?”,而直接钻进了一辆停靠在汽运站外面的“依维柯”,没有时间去感受这个被誉为内陆特区的豫东地级市。一小时后我们抵达周口,随后决定先住下来,明天再赶路。

  天气:晴 时间:2004年1月23日凌晨 地点:2153次列车

  在我没来河南之前,我以为我的家乡,一个鄂西北的小村庄是最穷最落后的。通过今天的所见所闻,我改变了这个观点,其实我的家乡在天堂。

  从周口到沈丘再到周营乡,与别处路两旁全是做生意的小洋楼不同,这里一路土头土脸的低矮青砖瓦房和平原上密密麻麻的孤坟让人辛酸,有些高耸的坟堆修得异常挺拔干净,而房屋却相当猥琐,肮脏、杂乱。见到最气派的建筑就是中国石化的加油站,最新鲜的色调就是灰蒙蒙的墙上蓝色、红色、白色的家具厂、煤球厂和买当地各种生活用品的广告语。而这些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曾经刮到过这里。

  到了黄孟营村,一种比思想落后更可怕的东西在折磨着他们,阻挡着他们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不是疾病,孔贺勤可以更有尊严的生活着,而且生活的很美满,因为她有爱他的丈夫,懂事的孩子,还有自己热爱生活的态度——病了还在院子里种蔬菜、育蘑菇。

  如果不是疾病,孙峰军老人可以和老伴安享晚年,感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而不是她老伴拉着我的手重复一句话“这可咋弄啊!”……

  老人,小孩,中年人,都是受害者。直接侵害者是水,而间接侵害者是谁呢?

  天气:晴转阴 时间:2005年2月5日(腊月二十七) 地点:沈丘孟寨农户家

  来这里已经两天了,依然对这里的生活还不适应。

  早餐是在周口的一家路边摊上吃的。我们每人要了一碗饺子。没想到五分钟后端上来的是三盆饺子,清汤混水里密密麻麻的排满暗黑色饺子头,我拿起筷子一尝,竟然带膻味,没吃多少就付了老板十二块钱走了。中午是在霍岱山家吃的,老霍家人对我们极为热情,他老伴准备了一锅鱼头汤和热气腾腾的馍馍,结果一碗汤一个馍馍就吃得我撑得不行。

  经过一番协商,睡的地方终于安排好了,在孟寨村一个条件还算可以的老农民家里。房间里放四张床是小了点,不过有水有电,还有两个电源插座,盖的被子除了薄了点,还稍微有点味道。但这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天气:雨加雪 时间:2005年2月6日(腊月二十八) 地点:沈丘孟寨农户家

   杜文海死了,和他的母亲一样,因为肝癌。他今天清晨落的气。

  早上,我们去他家调查情况,我正在拍他女人和亲戚伏在尸体边号啕大哭的情景,突然一个头系孝布的十五六岁孩子“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我赶紧把他拉起来。顿时胸口一阵堵,脑门发热。我想我只是一个学生,学的新闻,还不是记者,他们就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足以说明他们确实已经没有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东西了。

  是的,要支撑一个突然丧失丈夫、父亲、儿子这三种角色的家庭,对于备受操劳的妻子、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亲来说,都是生存极限的考验。他们在灾难面前的无助、无奈与绝望只能化作恣肆的泪水和盲目的依附。

  而同样处于弱势的我们,只能将故事真实的展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那样的兄弟姐妹。

  真心祝愿他们的生活会好起来。

  天气:雨加雪 时间:2005年2月7日(腊月二十九) 地点:沈丘孟寨农户家

  今天是杜文海出殡的日子,也是周营乡的最后一个集市。尽管天上还飘着雪,但从6点钟开始就陆陆续续的有赶集的村民在路上。十点钟左右马路两边的摊点旁人头攒动。有卖大白菜、桔子、苹果的,也有卖活羊活鱼、香腊火纸、鞭炮的。乡上还有一家中国移动通信的服务店、三家摩托车专卖店和四家卖电视的铺子。和中国绝大多数乡镇集市上的商品没有两样。

  显然贫穷不是村民的大敌。只要身体健康,在这样交通比较发达,土地广袤肥沃的地方过上普通的生活并不困难。但如果疾病纠缠,就会使普通生活变成奢望。农民有限的经济收入与高额的医疗诊治费用之间还存在巨大的落差,并且广大的农村社会所必须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尚未建立,这就使得这些生态灾民既不能自救,也不能得到他就,处于被遗弃的状态。

  如何让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一个公民,特别是由于政策的失当而引发的受害公民,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

  天气:大雪 时间:2005年2月8日(大年三十) 地点:沈丘孟寨农户家

  结束了下午的采访后,我们在住处附近买了点凉菜和一瓶酒将就成一顿团年饭。我们为“乡亲们平安健康”“淮河水变清”“祖国繁荣昌盛”碰了几杯。老霍几杯下肚,看着电视里的春节联欢晚会自言自语道,这里少上一个节目,要买多少药给乡亲们啊。他很随和,也跟我们开玩笑。没等晚会演完,老霍就去睡了。

  远方朋友、家人的新年问候和祝福通过电话、短信不断的发送过来。我没有心思去回复。这是我自出生来第一次不在父母身边过年,竟然对他们没有一丝的牵挂,因为我知道他们现在很健康。

  天气:雪转阴 时间:2005年2月9日(大年初一) 地点:沈丘霍岱珊家

  新年的第一天依然飘着雪,瑞雪兆丰年。

  上午串了村里几家的门,下午我们收拾行李、整理笔记后就告别老农离开了。回来的车上,我们四个一路无语。

  治疗药品、救助资金这两个词一直都在我脑海里翻腾。那一张张痛苦的表情,一个个无助的眼神都驱使着我们要对他们做点什么。报道,倡议关注,募捐救济这些都有实践者,但收效甚微。而这也仅是我们能做的。

  此刻我们深深的感到自己的无力。

  无力,所以无语。

  天气:阴 时间:2005年2月10日(大年初二) 地点:T253次列车

  带着疑问离开沈丘,是我未曾想到的。这都是由一条河引起的。

  一个村的幸运和另一个村的尴尬。黄孟营与孟寨两个村一街之隔,同样受害,而且“电视上介绍他们村的镜头还是在我们村拍的”(孟寨村支书语),但事实是前者用上了政府出资打的深水井的清洁水,而后者喝着明知道喝了会得病的水。

  老霍的宏大设想与村民的现实需求。改变现状是彼此共同的追求。老霍要现在上清洁饮水工程,净化地下浅层水,要建立水污染预警机制,做到全流域互动,要搭建农村生态灾难救助平台,而村民只想一口深水井,解除心理忧患,患者只想得到治疗,像正常人一样。同样是需要资金,问题是资金来源有限,救助方式单一。

  企业的补偿与死者的公道。企业排放污水,污水污染了河流水质,水质恶劣引发村民疾病,疾病恶化导致村民死亡。这是一条客观存在的因果链。那么死者就应该得到企业的赔偿,企业也没有理由推托自己不当行为造成的后果,但实际上死了白死。

  政府的态度与民间的救助力量。全部指望政府解决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政府的态度对民间救助力量的大小发挥起重要作用。而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许多民间企业个人因为政府的干预而放弃了捐赠救助,原因在于政府的面子放不下。

  希望这些疑团能尽早解开。

标签: 三好学生主要事迹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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